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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聚焦】太平洋證券首予保利置業集團(00119)“增持”評級

金吾財訊 | 太平洋證券發佈研報指,對保利置業集團(00119.HK)首次給予“增持”評級。研報指出,公司2025年營收歸母淨利潤穩健增長,經營性現金流連續三年爲正。2025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483.82億元,同比增長20.33%;歸母淨利潤2.25億元,同比增長23.16%。毛利率同比提高0.62個百分點至17.02%,銷售期間費用率下降1.06個百分點至9.51%,淨利率同比提升1.07個百分點至1.31%。合約銷售彰顯韌性,2025年完成合約銷售金額502億元,克而瑞全口徑銷售排名較2024年底提升2名至第15位,其中一二線城市銷售額佔比84%,香港項目佔比9%。合約銷售均價約30917元/平方米,同比增長21%。長三角和大灣區簽約合計佔比增加2個百分點至75%,銷售回籠率102%。拿地聚焦核心城市,2025年獲取15個項目,84%資源投向廣州、上海和杭州。總土地儲備建築面積1187.5萬平方米,權益土地儲備901.1萬平方米。財務穩健度進一步提升,三道紅線轉爲綠檔,剔除預售賬款的資產負債率下降1.9個百分點至68.6%,淨負債率81.8%,現金短債比1.85。總借貸額微降0.4%,短債佔比下降4個百分點至24%,平均融資成本下降0.53個百分點至2.86%。公司融資渠道暢通,年內發行50億元公司債券和15億元中期票據,加權平均成本2.63%。預計2026/2027/2028年歸母淨利潤分別爲2.36/2.46/2.59億元,對應PE分別爲30.34X/29.05X/27.60X。風險提示包括房地產行業政策風險、銷售改善不及預期、土地市場競爭加劇。
金吾財訊
4月28日 週二

【首席視野】程實:地緣變局下的全球經濟

程實、周燁(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2026年仲春,全球經濟再次行至十字路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4月14日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全球經濟繁榮表象之下的結構疲態與動盪之中的韌性邊界。報告開篇即指出,全球經濟正再次經受嚴峻考驗,IMF下調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0.2個百分點,以反映逐漸顯性化的地緣風險擾動。從絕對水平看,增長預期仍然處於歷史中樞附近,也意味着若衝突持續時間可控,全球經濟仍然具備一定的修復能力。相比於總量的整體穩健,全球經濟增長結構則加速分化。地緣政治壓力對不同貿易結構經濟體的影響有所不同,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內部亦出現分層。當前全球經濟的韌性主要依賴三重支撐:一是中美“雙核穩定器”的託底作用,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帶來的再分配效應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的結構性對沖,三是以防務支出爲代表的財政擴張形成的短期支撐。但與此同時,增長的隱性代價亦在累積。進一步看,全球宏觀政策環境正由協同走向分化,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亦出現背離。在此背景下,貿易結構的變化,正是全球經濟從“全局最優”走向“局部最優”在實體經濟層面的映射,這也反映了全球生產體系在供應鏈區域化、庫存調整及價格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地緣政治亂局再起,增長結構分化加劇IMF在報告中指出,從總量上看,IMF下調了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0.2個百分點到3.1%,反映出地緣政治衝突對全球經濟運行的邊際擾動。這一數值仍然處於歷史中樞附近,也意味着若衝突持續時間可控,全球經濟仍然具備一定的修復能力。地緣政治壓力對不同貿易結構經濟體的影響有所不同,低收入商品進口型經濟體受到的衝擊尤爲嚴重,主要表現爲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以及本幣匯率貶值。與2026年1月發佈的報告相比,IMF下調了低收入淨能源進口型經濟體2026~2027年期間的累計增長預測0.5個百分點、能源進口型發達經濟體0.2個百分點,而淨能源出口型經濟體的預測則上調或維持不變。具體來看,雖然發達經濟體2026年增速預期保持不變,但分化顯著。歐元區2026年增速預期整體下調了0.2個百分點,德國、法國、意大利分別下調了0.3、0.1、0.2個百分點,英國下調了0.5個百分點,而G7(七國集團)和歐元區以外的發達經濟體增速預期則上調了0.6個百分點。分化特徵在新興市場也有所顯現。中東地區2026年經濟增速預期下調了2.0個百分點,其中沙特阿拉伯增速預期下調了1.4個百分點,顯示了地緣風險的直接衝擊。而印度、巴西2026年增速預期則分別上調了0.1和0.3個百分點,拉丁美洲整體上調了0.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韌性猶在,隱形透支代價漸顯雖然階段性壓力已經顯現,但是根據IMF數據,全球經濟“弱而未衰”的復甦基調並未發生實質性動搖,其韌性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全球經濟的“雙核穩定器”依然有效。作爲全球第一、二大經濟體,2025年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速均超預期。本次展望的參考預期中,中美2026年的增速預期均下調僅0.1個百分點。其二,外部衝擊呈現出典型的再分配效應。以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爲例,其對進口型經濟體構成成本擠壓的同時,也同步改善資源出口國的貿易條件與增長動能。在此消彼長的結構性對沖下,全球整體增長並未出現趨勢性塌陷,復甦仍維持在相對穩定的區間內。其三,財政擴張,尤其是防務支出的系統性上升,正在成爲支撐短期增長的重要變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同時亦是構成中長期風險的主要來源。從機制上看,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名義乘數”效應。防務支出在短期內能夠通過訂單擴張與產業鏈傳導提振需求,但本質上更多體現爲資源在部門間的再配置,而非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二是財政約束的顯著弱化。報告中提到,歷史經驗顯示大規模防務擴張通常持續約兩年半,並伴隨約2.6個百分點的財政赤字佔GDP比重擴大及三年內約7個百分點的公共債務上升,財政可持續性面臨侵蝕。三是社會支出的擠出效應。在財政資源向防務傾斜的背景下,教育、醫療等長期生產性支出往往被壓縮,從而對長期潛在增長形成隱性透支。宏觀治理協同弱化,經貿邏輯悄然重塑在經濟結構分化與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全球政策也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趨勢。一方面,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路徑分歧加大。通脹壓力下美國維持相對高利率,而歐洲以及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不同的經濟約束,全球流動性環境難以同步。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在各國的作用也出現錯位,美歐持續財政擴張,而部分新興市場則被迫收緊,以應對匯率與資本流動壓力。各國經濟週期與結構差異不斷擴大,使得全球政策協同失去現實基礎。IMF雖呼籲加強政策協調,但現實約束仍然掣肘。在此背景下,貿易結構的變化,正是全球經濟從“全局最優”走向“局部最優”在實體經濟層面的映射。參考本次IMF發佈的展望,2025年全球貿易增速達到了5.1%,遠高於3.4%的經濟增速。從結構上看,這反映了全球經濟運行機制正在進行深層調整。從需求端看,雖然部分經濟體內生增長動能趨弱,但在成本上行與地緣衝擊約束下,本土供給能力同步受限,導致對外部供給的依賴上升。從供給結構看,貿易增速的上行更多反映了供應鏈從全球化走向區域化。在地緣政治約束與產業安全訴求上升的背景下,全球生產體系正由效率導向轉爲安全導向。友岸外包、區域化佈局以及多節點分散生產,使得同一產品在跨境流轉中的環節增加,從而推高貿易規模。從經濟主體的行爲層面看,貿易數據中亦包含了庫存調整因素。在不確定性上升階段,企業傾向於通過提前採買來保證庫存管理,以對沖未來可能的供給衝擊或價格波動。此外,價格因素亦不可忽視。價格中樞的整體抬升使得貿易的名義規模被動放大,而實際需求增速未必同步提升。尤其對於低收入、資源進口依賴型經濟體而言,價格上行不僅推高貿易額,同時也通過匯率與通脹渠道壓縮其實際增長空間,進一步加劇貿易與增長之間的背離。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金吾財訊
4月28日 週二

【首席視野】趙建:“高波時代”的宏觀邏輯與配置主線

趙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長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本文分析了全球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AI科技革命與工業效率提升引發通縮,債務擴張與地緣衝突推升通脹,形成“高波時代”。配置邏輯強調科技與資源爲王,關注芯片、算力基礎設施及戰略物資。中國經濟正經歷房地產調整後的再平衡,內需與外需結構優化是關鍵。建議投資者把握宏觀主線,管理風險敞口,動態調整倉位以應對不確定性。正文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的因素有很多,不確定性因子的發生概率也不一樣。對於宏觀研究及其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資產配置,必須基於決定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和大概率事件。如果按照小概率事件(比如泡沫崩潰、末日危機等)進行交易,顯然不會獲得理想的收益。驅動全球宏觀經濟走向的主要矛盾,是AI科技革命和大工業規模經濟(中國+全球供應鏈)引發的通縮,與債務大爆發-貨幣大放水、地緣動盪、去全球化引發的通脹之間的矛盾。一方面,AI科技廣泛應用與大型工業經濟體(中國)大幅提高的資本產出效率導致全球產能過剩,這會產生系統性的通縮效應。另一方面,全球債務持續膨脹,貨幣不斷放水,資本相對可以自由流動但勞動力卻被區域化鎖定(移民限制),最長時間的資產泡沫產生的全球財富大升值,都會產生系統性的通脹效應。全球經濟就在縮的力量和脹的力量之間相互較量,相互再平衡。除此之外,作爲結構性衝擊的外生變量,戰爭、地緣動盪、去全球化等,是從供給側助長通脹。相反,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房地產深度調整與地方政府主導的產能-債務積累機制,則在供給側助長通縮。總的來說,全球總供給曲線是陡峭化右移(量增價跌)的。爲了防止衰退,各國央行和財政系統也只能不斷地推動總需求曲線右移。這一切,讓全球處在一個極其複雜的總供給-總需求動態系統之中。從宏觀配置和交易的角度,在這樣的大宏觀象限內,必須重倉相應的表達宏觀經濟主要矛盾的標的,這是最近三年,我提出的“左手黃金,右手科技”,最近一年提出的“左手資源,右手科技”的底層邏輯。因爲從投資方法論層面,倉位比重和組合結構表達的應該是宏觀經濟運行的核心邏輯,短期的衝擊——無論是戰爭還是關稅——造成的波動,都只不過是倉位調整和波動率管理的機會。宏觀配置盤只在一個時間調整倉位,那就是極度貪婪和極度恐懼的時間。人性是無法克服人性本身的,只有“道性能克服人性”。道心的覺悟需要對理的認識,需要對宏觀經濟的“格物致知”,需要對羣體敘事週期的敏銳感知。人心是敘事的基礎,但走在人心前面的唯有道心。投資者修煉道心的第一步,要從本體論找到“心之體”以明心見性,以減少“意之動”的情緒干擾。有了宏觀研究帶來的理性認知的靜氣,貪婪和恐懼的“意之動”就會減少。2026年以來世界更加不平靜,不過好的宏觀經濟的研究者已經適應了這個高波時代。只要管理好風險敞口,就能通過對沖各類事件衝擊保持相對的免疫。敞口管理並非是消極的,而是中性的——踏空的風險權重與下跌時被套一樣大。保持一個動態的倉位和組合結構是資產配置保持韌性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相較於“現金爲王”,我還是更傾向於“芯片爲王”、“資源爲王”。因爲,決定全球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和底層邏輯依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通脹中樞依然高位,實際利率下行的宏觀象限內,股神巴菲特減倉資產增加現金到歷史最高點,對大多數投資者來說並沒多少借鑑意義。拿伯克希爾的3733億美元現金來說,如果閒置一年,按照3.3%的通脹率計算的話,相當於損失了123億美元。如果美股指數一年上漲10%的話,其資本閒置的機會成本也將損失373億美元。不是每個人能拿出這麼多的自由現金流來任性浪費的。宏觀配置的勝率來自於對宏觀經濟主要矛盾和底層邏輯的把握,這是提高勝率的基礎。注意了,宏觀配置和交易更關注勝率而非賠率,更希望通過多元配置管理波動率和事件交易捕捉超額β。這就要求宏觀投資管理好時間和空間:時間上通過擇時管理倉位,空間上通過選取板塊管理收益。組合的韌性取決於時空的韌性。具體來說,洞察全球和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需要注意以下五點:1,決定經濟運行的非經濟因素越來越多,包括政治的、社會的、地緣的、科技的、戰爭的等等。宏觀經濟學者必須加快跨學科的學習,否則無法提供有意義的啓示和洞見,不過是在用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來重複數據表述和現象。比如對特朗普的分析,除了個人行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更需要研究美國乃至整個發達國家的羣體政治意識和無意識。這裏面不僅僅是特朗普這一個人的偶然性,還有全球右翼大回潮的必然性,而這裏面又有深刻的社會學動因。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者已經很難駕馭。2,從深層面來說,全球經濟所處的大失衡狀態,是經濟與科技、經濟與政治、經濟與社會,以及全球化總量和結構的失衡疊加。中國面臨的則是,“全球都在通脹,只有中國在通縮”的大失衡。貿易戰、大國博弈、戰爭、滯脹、金融市場波動等等,不過是反應全球大失衡的零星表象。由於無法通過一次大危機的清算來實現再平衡,這樣的零星事件在未來幾年會持續上演,從而將大類資產代入“高波時代”。爲什麼不能通過大危機來一次性實現出清和再平衡?這是因爲各國政策部門在過去二十年學習到的強大的管控風險和危機的能力。特別是將全球代入QE時代的日本央行和美國央行,淋漓盡致的發揮出了國家貨幣和金融資本強大控制力。更不用說本身國家資本控制力就強大的中國。相對於美日歐,中國的獨特或優勢之處,不僅可以強大的控制貨幣和金融資本,還可以管控和佈局產業資本,從而不輕易發生通脹,反而出現了物價的持續低迷。這從經濟史和金融史層面來說不得不說是一種進步,但是由於遲遲沒有大危機清算改善貧富分化和生態環境(危機期間,人類活動減少,自然生態會大幅改善),社會的、政治的、自然生態的危機壓力就會不斷積聚,直到某一天爆發戰爭、革命或瘟疫。3,未來數年,科技、貨幣、地緣三大敘事仍然主導着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運行,資產組合的動態調整取決於這三大敘事所處的週期階段。科技敘事需要從做多其創新力轉爲做多其滲透力、支撐力,圍繞着更加具有確定性的算力基礎設施做文章。需要看到一個矛盾,即算力需求的指數級增長,與支撐算力的基礎設施及資源只能線性增長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表現就是芯片鏈和相關原材料的供給缺口長期存在,“全球搶屯高端芯片”不會是一個短期現象。我在中東戰爭期間加倉了全球芯片ETF和三倍做多海力士,獲得了不菲的超額收益。貨幣敘事仍然處於寬鬆大週期,但是邊際上出現了較大的變化。總得來說是再通脹之下,利率中樞已經很難下移。無論是美國和中國,利率都很難往下降。從日本開始,加息的主流國家越來越多。除了中國,大通脹成爲各國央行面臨的第一難題。美國提名沃什爲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堪稱是半個世紀之前滯脹時代的“政策迴響”。沃什的政策主張,讓人聯想到美聯儲第一鷹派主席沃爾克。全球投資者開始擔心鴿派了幾十年的美元會迎來“範式之變”。但債務狂潮,赤字失控的現實,讓市場還是按照貨幣寬鬆的交易,直到出現惡性通脹,纔可能會像2022年那樣暴力加息引發市場崩潰。地緣動盪的敘事從俄烏戰爭開始,更早的話是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如同地殼運動的活躍期容易發生地震和火山噴發,今天地緣政治也進入了板塊運動活躍期,很容易發生區域性戰爭。本質的原因是二戰的遺產被消耗殆盡,新的秩序建立必須通過戰爭來進行權力重構,否則誰也不服誰。4,基於AI基礎設施與戰備物資補庫存的需求,全球進入新一輪朱格拉週期,帶動重大戰略性資源進入超級週期。在ChatGPT橫空出世之前,恐怕沒人預料到這是一次聲勢浩大的科技革命。在我看來,AI革命已經獨立成爲第五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影響是顛覆式的。同樣人們也可能沒預料到,AI大模型這麼消耗芯片和電力,人類基於第四次工業革命建立的算力和電力基礎設施,根本無法支撐AI體系的運轉。因此最近兩年,從搶芯片,到搶變壓器,再到搶相關的稀有金屬,其實都是新一輪朱格拉(投資)週期上升和爆發階段的表現。基於AI基礎設施的投資週期和補庫存週期,恐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AI熱火朝天的這段時間,最終消耗的還是戰略性資源,這將帶來大宗商品的超級牛市週期。比如作爲晶圓基底,AI 芯片核心的硅;作爲功率器件,提升供電效率的碳化硅、氮化鎵;作爲化合物半導體,AI 芯片 / 光模塊關鍵的鎵、鍺,價格近年暴漲數倍;作爲製造與封裝必需的光刻膠、靶材、環氧塑封料等。作爲金屬和結構材料的銅、鋁、鋼、鋰、鈷、鎳、稀土等。電力基礎設施方面,火電的煤炭,綠能發電的光伏材料,儲能用的鋰、鈉,還有龐大的水資源。俄烏戰爭已經引起了全世界對於提高軍備,加大防務補庫存的擔憂。去年北約集體通過未來十年將國防開支佔GDP比重提高到5%的戰時水平。最近幾年全球國防開支連年大幅增長,全球軍費開支佔GDP比重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2.5%。原因除了頻發的局部戰爭和地緣衝突引發各國“居安思危”外,還有美國對全球防務事務的戰略收縮。一旦美國減少了世界和平這一公共產品的供給,那麼其它國家就應該補上這一塊防務缺口。如果說,特朗普孤立主義以前,由美國提供的世界和平秩序減少了各國不必要軍費開支,從而可以將更多的資源集中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和民生保障上,那麼接下來的幾十年,世界各國特別是北約等對美國防務依賴度比較高的國家,就需要補上這個欠賬。這會帶動全球新的一輪基於防務資源需求拉動的朱格拉週期與補庫存週期。5,中國經濟基本完成了“土地-產業”兩大資本的再平衡,當前正在進行的是“資產-負債”的再平衡,以及總需求曲線結構的“內需-外需”再平衡。中國經濟仍然處於二元結構下的失衡狀態,但再平衡的邊際變化正在顯現,成爲資產定價特別是權益資產估值的核心驅動力。隨着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只要不再發生信用斷裂,新的供需關係已經基本上達到平衡。與此同時,由於房地產價格調整帶動的要素成本中樞(資金利息和人力成本)下移,大大提高了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但也在國內大量堆積了產能。因此當前,“土地-產業”兩大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已經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相應的,“三條紅線”之後,中國的“資產-負債”也處於失衡狀態。具體的表現是資產端由於2022年後房和股都大幅下跌,但是負債端卻依然保持剛性,因爲居民端沒有個人破產製度,政府端地方政府開支依然很大,導致債務遲遲化解不了、出清不了,造成了巨大的資產負債表缺口——資產端出現了大量的減計,從而資產負債出現了巨大的失衡。但是924之後,隨着權益資產回暖了近50萬億元,房地產資產蒸發的200萬億元得到了較好的修復。今年一季度,房地產市場有觸底的跡象。這意味着“資產-負債”的再平衡進入了新的階段,國家資產負債表有望進一步修復。在經濟增長動能方面,內需因爲房地產拖累一直較弱,但外需在“全球通脹、中國通縮”的再平衡下被帶動起來,有效的補充了房地產深度轉型期的動力不足,這也是大國經濟的韌性所在。然而,將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寄託在外部,這也絕非政策高層所願,特別是在全球貿易戰、關稅戰、地緣衝突頻發的情況下。實際上,自2018年高層提出“構建以內循環爲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後,就有意向和決心降低和擺脫對出口的高度依賴。但是2021年房價泡沫瘋漲之後,在“防止房地產綁架”和“擺脫出口依賴”的兩難選擇中選擇了前者。然而隨着房地產價格和債務調整到了當下的水平,供需關係出現了新的平衡,國外亂象叢生,大國博弈進入複雜階段,高層可能會加大力度平衡“內需-外需”的關係,重新將內需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信號,已經從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五五規劃”中明確的顯現出來。【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趙建院長個人學術觀點,旨在交流與探討。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金吾財訊
4月28日 週二

【首席視野】連平: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和宏觀經濟影響幾何?

連平、劉濤(連平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本文首發於國際金融報2026年一季度,在國內經濟穩步復甦、經常項下順差大幅增加、美聯儲降息預期和美元階段性走弱等一系列因素助推下,人民幣呈現溫和升值態勢,市場隨之出現了“人民幣升值引發出口壓力加大,甚至影響經濟增長”的擔憂。不可否認,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反映了部分出口企業所面臨的現實壓力。然而,若固守傳統的出口導向型思維,往往會過度放大匯率的短期負面衝擊,卻選擇性地忽視了人民幣升值在推動宏觀經濟結構優化中的長期戰略價值。當前人民幣升值屬於溫和狀態。2026 年以來,人民幣呈現溫和穩步升值態勢,整體漲幅可控、走勢平穩,符合穩健升值的市場預期。從核心匯率數據來看,截至4月中旬,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累計升值約2.3%,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美元累計升值約2.35%,全程未出現大幅急漲急跌,貼合溫和升值的特徵。橫向對比同期全球主要非美貨幣兌美元的表現,不難發現,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雖高於歐元(0.5%),但又不及澳元(6.6%)、巴西雷亞爾(8.2%)、墨西哥比索(3.5%)等其他貨幣,升值節奏相對適中。3月下旬,受美聯儲推遲降息、中東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因素影響,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所回落,匯率走勢隨外部環境與市場情緒靈活調整,充分說明本輪人民幣升值是以市場因素推動爲主,並未偏離合理均衡區間。這一對比也印證了,本輪人民幣升值是內生動力驅動的溫和上行,並未出現非理性、無序的過度走強,匯率波動較爲趨穩健。本幣升貶值本身具有相對中性的特徵,對經濟部門影響各有利弊。從匯率經濟學理論視角來看,在本幣升值過程中,出口、進口替代等部門或將面臨一定壓力,而進口、對外投資、服務業等部門將從匯率升值中直接受益。因此,單一部門的波動,不等同於整體經濟的收縮。不宜輕易地作出人民幣升值必然引發經濟收縮的判斷,而應立足宏觀經濟整體框架,從“收益-損失”綜合平衡的視角,儘可能客觀、全面、審慎地進行分析,避免下線性和局部的結論。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了“現代化服務”和“國內統一大市場”驅動的時代。從經濟結構看,進口、對外投資、服務業等部門在經濟規模中的佔比,已遠超出口和進口替代部門。依據2025年從業人員數據粗略估算,僅服務業就業佔比已近50%,疊加其他偏好本幣升值的部門,受益羣體佔總就業人數佔比超過60%;而直接依賴出口及面臨強烈進口競爭的傳統制造業部門,其就業佔比不到40%。兩者之間大致呈介於六四開到七三開的格局。在此結構下,人民幣適度升值可通過降低進口成本、提振居民實際購買力、促進服務業發展等渠道帶來淨收益,對出口部門的壓力相對可控。即便不考慮出口部門的內部偏好差異,人民幣適度升值帶來的內需提振、生產成本下降、居民財富效應和福利效應增長等宏觀收益,顯著大於出口等部門面臨的壓力,對整體經濟更具正面作用。即便在出口部門內部,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實際影響也存在結構性差異。一般而言,紡織、服裝、鞋靴、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產品同質化嚴重、技術壁壘低且可替代性強,其國際競爭力高度依賴價格優勢,因此對匯率波動極爲敏感。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壓縮其微薄的利潤空間,短期內確實面臨訂單流失至東南亞等低成本地區的壓力。然而,對於中高端製造業而言,情況則截然不同。隨着中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加速,機電產品、新能源汽車、船舶、高端裝備及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總額中的佔比已突破歷史新高,成爲中國出口的“壓艙石”。根據海關統計計算按,2025年機電產品在全部出口中佔比超過六成,高新技術產品佔比超過四分之一。這些產品憑藉產業鏈配套效率、技術創新壁壘及品牌溢價,構建了獨特的非價格競爭優勢。全球買家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已從單純的“低成本採購”轉向“高可靠性與技術協同”,導致其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顯著降低,對匯率波動表現出更低的敏感性。即便人民幣適度升值導致外幣標價相應上漲,海外客戶因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具備同等規模、質量與交付能力的替代供應商,往往不得不接受價格調整或共同分擔成本。鑑於越來越多的企業躋身中高端製造業,盈利水平明顯改善,通過全球佈局、跨境人民幣結算及金融衍生品對沖等手段,有效隔離了匯率風險。因此,出口結構的優化實質上爲人民幣匯率提供了日益增強的“減震器”。人民幣溫和升值不僅未引發出口崩盤,反而倒逼低效產能出清,推動資源向高附加值環節集聚,有助於促進中高端技術密集型出口產業的成長,加速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結構性跨越。圖1: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持續增長數據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匯率只是影響出口的諸多變量之一,而非決定性因素。出口貿易興衰,歸根結底取決於全球需求景氣度、國內外貿政策、本國高新技術發展、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產業鏈完整性、出口商品結構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匯率波動僅能起到輔助調節作用,難以主導出口走勢,甚至會出現階段性的反向走勢。從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看,人民幣升/貶值與出口之間沒有很強的趨勢性關聯。例如,加入WTO的頭十年,人民幣呈快速升值態勢,而中國出口年均增速均高達21%,顯示人民幣升值並未對出口增長形成明顯衝擊。在此後的2011-2020年十年間,人民幣匯率相對平穩,但出口增速漸趨放緩。2020年以後,中國外貿展現出更爲明顯的全產業鏈競爭優勢和強大的韌性,匯率波動對出口的影響進一步下降。即便在2021年人民幣走強的背景下,中國出口同比增長約30%,貿易順差6764億美元,大大超出市場預期。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後,儘管美國對中國實施了“對等關稅”“芬太尼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但中國出口再次實現了超預期的“逆襲”。以美元計,2025年出口累計增長5.4%,明顯超出市場預期;而從2025年初至2026年4月中旬,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近7.0%,人民幣中間價對美元升值約4.6%。其具體和直接的原因一是出口市場日趨多元化,東盟、非洲、拉美等南方國家佔比大幅上升,美歐市場佔比降至約25%。二是經濟增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佔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約達三分之二,日益成爲中國出口的“壓艙石”。未來隨着中國加快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國際競爭力將不斷提升;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企業有能力採用衍生品工具規避匯率風險,未來出口受到匯率影響的程度還將進一步弱化。圖2:人民幣升/貶值與出口之間並未出現很強的關聯數據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再反過來看,本幣貶值也未必有利於刺激出口和提振經濟。傳統的“J曲線效應”與“馬歇爾-勒納條件”之所以得出“貶值利好出口”的結論,是基於一個過時的隱含前提:即假定一國出口產品完全依託本國本土要素(勞動力、土地、本土原材料等),幾乎不依賴進口投入;同時進口品僅用於國內最終消費,不介入生產環節。在此封閉性生產假設下,本幣貶值纔會直接轉化爲出口產品外幣價格下降、進口消費品價格抬升,進而出現出口擴張、進口收縮的效果。換言之,本幣貶值的結果被簡單等同於“出口成本降低”與“進口門檻提高”。但從當今全球價值鏈(GVC)深度分工的現實情況看,現代出口產業高度依賴全球配置資源和中間品(如零部件、原材料、技術授權等)進口。如WTO《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顯示,2023年GVC貿易(涉及2次跨境的貿易)佔全球貿易比重高達46.3%。OECD貿易增值評估(TiVA)的統計數據也表明,儘管中國出口商品的後向參與度(即出口中使用的進口投入佔比)已從2000年的28.2%顯著下降,但到2020年仍爲16.2%。因此,相關假設條件已很難滿足。相反,當本幣貶值時,可能還會產生“成本對沖效應”,即進口零部件成本飆升,導致最終產品的生產成本大幅上升,由此抵消了匯率貶值帶來的價格優勢。出口商不僅沒法降價促銷,甚至可能因爲進口原料或零部件成本過高而喪失優勢。相關案例近年來在日本、韓國、土耳其等都曾經出現過。此時,貶值不僅無法帶動出口擴張和本國經濟繁榮,還會加劇製造業經營壓力、惡化貿易條件,最終對經濟增長形成反向拖累。2026年一季度,中國進口大幅增長22.7%,顯著超過同期出口14.7%的增速,尤其是3月進口增速進一步飆升至27.8%。從進口商品類別看,鐵礦砂、銅礦砂、原油等原材料和以高端集成電路爲代表的高新技術中間品進口數量呈現較快增長勢頭。在中東地緣衝突升級和全球供應鏈受衝擊的背景下,如果人民幣持續貶值,相關企業勢必付出更爲高昂的進口成本;反之,人民幣溫和升值則有利於平抑相關進口成本。圖3:2018-2023年GVC貿易佔全球貿易比重數據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從全球經驗審視,匯率變動與宏觀經濟表現之間並非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經驗已經證明,本幣貶值未必能提振經濟,無序暴跌反而可能加速危機爆發;在宏觀條件允許的背景下,適度、有序的本幣升值則完全可以與經濟穩步增長並行。其最終效果取決於貶值或升值的動因、幅度及國內經濟結構的韌性。從負面案例來看,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因外匯儲備匱乏、外債高企、經濟結構單一,疊加資本外流衝擊,本幣出現斷崖式貶值,進而陷入惡性通脹、債務違約、經濟崩潰的惡性循環。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銖等貨幣大幅貶值,引發企業倒閉、銀行破產,經濟短期內深度衰退;近年來,土耳其、伊朗本幣持續暴跌,進口成本飆升、外債負擔劇增,通脹居高不下,居民購買力大幅縮水,經濟則陷入長期停滯。反之,本幣升值背景下實現穩步增長不乏範例,通常依託於產業升級與內需驅動。上世紀中後期,德國、新加坡等國均提供了有力佐證。儘管德國馬克、新元面臨升值壓力,但這些國家憑藉強大的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核心競爭力,成功將成本壓力轉化爲技術革新動力,迫使產業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同時,本幣升值降低了進口成本,提升了國民實際購買力,從而刺激了內需消費和服務業發展。此外,強勢貨幣增強了國際投資者信心,吸引了長期穩定資本流入,爲經濟轉型提供了充裕資金。例如,1950-1973年期間,美元與德國馬克匯價從1:4.2變爲1:1.37,德國馬克升值67%,而聯邦德國經濟在此期間保持了5%-7%的年均增速。新加坡在本幣升值助力下,不但僅用了短短5年時間(1989-1994年),就完成了從人均GDP1萬美元到2萬美元的歷史跨越,並且在此後30年裏,較爲順利地進一步實現了向人均GDP9.5萬美元的連續躍升。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正處在依託於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外資流入和內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人民幣應該也已經進入了雙向波動下溫和升值階段。技術創新發展推動新質生產力大幅躍進,帶來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持續上升,提升出口部門結構不斷高級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成本,增強了境內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從而刺激亟待發展的內需和消費。人民幣溫和升值有助於提升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價值,吸引外部資本持續流入,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和內需發展。可見,人民幣合理升值帶來的產業轉型、內需發展和外資流入,正是當前中國經濟所迫切需要的。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建設金融強國是“十五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中國面臨的重要任務。建設金融強國不但需要以人民幣作爲貨幣基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體系,同時還需要人民幣匯率運行在合理的水平作爲保障。從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歷史來看,沒有本幣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保持強勢,就不可能形成全球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匯率水平應以供求關係爲基礎,同時一國貨幣當局也有必要爲實現經濟金融發展選擇有利的匯率政策目標。近10年來,無論從經濟增長水平,國際收支狀況,通脹水平哪方面看,人民幣客觀上都具有充分的適度升值理由,只是美國持續打壓致使前期人民幣匯率大幅承壓,未來一個時期人民幣階段性呈現溫和升值態勢是順理成章的,也是大勢所趨。政府可發揮“守夜人”的積極引導作用。不可否認,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仍會有一部分轉型升級較慢的傳統制造業,尤其是相關行業的中小企業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這類企業普遍存在盈利水平低下、抗風險能力弱、匯率管理經驗欠缺、融資渠道單一等痛點,極易因匯兌損失壓縮利潤空間、丟失海外訂單,甚至面臨經營困境,進而影響行業穩定與就業大局。針對這些問題,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可建立常態化監測機制,及時對企業的承受能力進行動態監測、實地調研和精準評估,打通政策落地“最後一公里”,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可聯合金融機構開展專項培訓與上門指導,鼓勵和引導出口企業運用遠期結售匯、外幣掉期、出口押匯、信保融資等外匯理財工具及正規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匯率風險管理,幫助企業提前鎖定匯率風險、穩定經營成本,打消企業接單顧慮。另一方面,對受匯率變動影響較大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小微出口企業及困難從業人員,可採取針對性的金融支持、稅費減免、財政補貼、出口退稅提速等紓困幫扶舉措,優化信貸審批流程、降低融資成本,切實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從而穩定企業預期與市場主體信心,推動傳統制造業穩步轉型升級。綜上,由市場供求基本面驅動而非投機資本惡意炒作引發的人民幣溫和升值,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金融強國過程中必然伴生的現象,是人民幣國際化走向成熟的標誌,也是順應當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的最優解之一。對人民幣溫和升值不必過度擔憂,更不應談“升”色變,而應秉承客觀理性的態度,以從容、自信的戰略定力,引導市場預期,推動中國出口從“匯率敏感型”增長向“價值驅動型”增長平穩過渡,加快科技進步和產業轉型步伐,加強內需和消費發展。
金吾財訊
4月28日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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