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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三大指数全天震荡走强 沪指站上4200点涨1.08% 存储芯片、半导体涨幅明显

金吾财讯 | A股三大指数午后延续早盘涨势,市场全天震荡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涨1.08%;深证成指涨2.16%;创业板指涨3.50%。沪深两市成交额3.5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03亿,成交额连续四个交易日超3万亿。盘面上,先进封装、存储芯片、半导体、高带宽内存板块涨幅明显,贵金属、航运、游戏及水产概念全日走低。个股上,近3000家个股上涨,136家涨停,长电科技涨停,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逼近1000亿;PCB概念反复活跃,大族激光、广合科技涨停,创历史新高。东海证券指出,全球股市普涨,日股、港股领涨,其中科技板块领衔。目前市场在淡化油价的影响,虽然原油期货回落,但是预计现货市场仍维持紧张局面,且高油价对于需求的影响或将滞后。经济数据方面,国内出口数据超预期,预计最新的PPI仍将上行,或将持续推动工业企业利润回升。摩根大通全球综合PMI产出指数从3月份的51.0升至4月份的51.8,在3月的悲观预期修正后反应了经济增长加速。全球制造业数据超预期,或与市场仍担心未来的供应紧张,过去两个月的预防性库存增加有关。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较直接,从而影响到可选消费。资产配置的角度,商品价格与美债利率仍然保持正相关,高位震荡的概率较大,关注美联储新的动向;权益市场仍推荐高景气赛道,关注算力资本开支、新能源、半导体、以及AI应用方向等。
金吾财讯
5月11日 周一

【首席视野】燕翔:似曾相识的“没有需求”

燕翔系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核心结论2月中旬以来,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大涨,国内工业品价格PPI结束了连续41个月负增长,于3月份正式转正。当前资本市场对两个问题基本有共识,一是目前没有人假设油价会走“A”字形很快再大跌回去、二是普遍共识今年通胀较去年会明显提高,我们也预测如果今年油价中枢在95美元一桶,全年国内PPI和CPI同比分别是2.4%和1.0%(参见图表1)。市场的分歧主要是如果下游没有需求,上游的价格上涨能否传导至中下游。如果能传导下游企业盈利受益,上市公司整体进入盈利上行周期,不能传导则PPI同比上行就是短暂的脉冲,下游部门企业盈利还会受损。从近期债券市场利率明显下行的表现来看,市场总体还是偏向于认为下游没有需求,价格同比增速阶段性上行过后还是会落下去。这种“没有需求”的宏观场景预期与资产价格表现,与十年前2016年时非常相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后,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PPI同比增速显著回升。到2016年9月,PPI同比已经从年初的-5.9%大幅上升至0.1%转正,结束了此前连续54个月负增长。到2016年10月,PPI同比继续上升至1.2%,但当时国债利率不升反降,10月份十年期国债利率2.65%创历史新低(参见图表2)。当时市场有个说法叫“债券交易员的职业生涯或许只剩下100个BP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市场普遍认为价格的上涨完全由供给侧改革导致,而需求侧是“没有需求”的。因此价格的上涨不具有持续性,PPI同比脉冲上行之后会很快再跌落回去。而事后的实际情况是,2016年11月至12月长端利率大幅上行,2017年在央行加息下长端利率继续上行。2016年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表现对当下最大启示,是“需求起来”很难在事前甚至事中被准确无误地观察到,投资研究分析没有那么先知。现在我们知道,2016至201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新的上行周期,那两年全部A股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速都在30%以上。背后的需求驱动一是棚改货币化以后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起来了,二是全球经济进入复苏上行期,但这两个需求起来都是事后总结的,当时过程中并没有这么清晰。就2026年形势来看,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在PPI同比回升的过程中,国内需求还是会起来的。一是从数据统计看,每一次PPI上行过程中价格最终多能传导(详见报告:《高油价对我国各行业价格传导测算》)。二是从理论逻辑看,“名义货币幻觉”效应下会促使企业扩大投资居民增加消费(详见报告:《价格传导与名义货币幻觉》)。就资产价格而言,我们认为在PPI上行过程中,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增速今年会显著提升,从“阶段一”估值驱动进入“阶段二”业绩驱动。国内利率无论绝对值还是利率与名义增速差值,全球来看目前都算低的(对应债券估值高),“没有需求”的逻辑还是应当慎重,谨防2016年底情形再现。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及预期、海外市场大幅波动、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
金吾财讯
5月11日 周一

【首席视野】郭磊:出口持续偏强的原因是什么

郭磊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摘要第一,4月出口同比14.1%,表现明显偏强。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以同比21.8%高开局,3月在春节分布、中东局势升温叠加影响下有所回踩,4月则再度恢复强势。今年前4个月出口累计同比达14.5%,3-4月合并为8.3%,均显著高于2022年以来的趋势增速。第二,全球贸易活跃是一个大的背景,从主要制造业来看,全产业链的中国出口、偏中低端产品的越南出口和偏高端制造产品的韩国出口增速均处于不低的状态。4月越南出口同比21.6%、韩国出口同比48.0%。我们理解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基本面较强,4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为52.6,创4年以来最高 ;二是全球通胀中枢普遍走高的背景下,实际利率下行,短期会激励消费和投资需求;三是AI产业链的贸易仍处于较旺盛状态,比如韩国4月前20日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达182.5%,计算机外围设备出口同比达399.0%。越南4月电子零件、电脑及配件出口同比58.4%。第三,AI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也非常明显。4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为99.6%,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同比为47.3%,这两类产品占4月出口比重达15.3%。这两部分对当月出口增速的贡献已近半,扣除这两部分的4月出口同比增速为7.5%,这与WTO口径下AI相关产品贡献了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6和增速的近一半是基本吻合的。这里还没有包含AI上游的材料(部分关键矿产、化工产品)、中游的通讯设备,以及AI算力建设影响的发电设备、能源设备、电工器材等领域,应用端的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以及模型、算法等对服务贸易出口的贡献。第四,除此之外,中国出口的另一亮点是汽车,4月汽车包括底盘出口额同比为44.2%,占出口比重已达4.5%。近月汽车内销增速并不高,但出口增速处于偏强状态,前4个月累计同比达54%,这一增速低于2021-2023年,但明显高于2024-2025年。乘联会指出“今年以来出口市场持续较强,形成出口拉动批发的走势特征”。第五,其余出口产品均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基数分布的影响,从年内累计增速来看,前4个月手机出口同比为-1.3%;家电出口同比为3.0%;通用机械设备出口同比为4.2%;四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服装、箱包、玩具)合并出口同比-1.2%,均处于中低速区间。蓄电池、光伏产品等逻辑上出口增速会较高,但4月数据尚待更新。另外也有一部分非科技产品前期出口增速也非常高,可能反映来自全球南方的需求,比如钢坯、水泥熟料、摩托车、肥料等,4月数据也尚待更新。成品油出口连续两个月在-7.5%左右的水平,尽力保证国内产业链供应可能是核心线索。第六,4月进口同比增速为25.3%,今年累计同比为23.6%。背景之一同样是AI产业链投资潮的影响,比如4月集成电路进口同比54.7%;也包括大宗价格变化的影响,比如4月原油进口数量同比-20.0%、进口金额同比13.2%。同时,广谱的进口走势是名义增长周期的重要同步指标之一,今年进口好转也包含着一季度经济修复的影响。第七,简单总结当前的出口特征:一是总量增速偏高;二是新经济的结构带动显著。这实际上也是同期宏观经济的特征之一。在近期报告《制造业景气度集中于三条产业线索》中,我们指出从PMI数据来看,4月“新老经济”景气分化再度有所扩大。4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景气环比分别上行0.1和0.3个点,而消费品制造和高耗能行业景气环比分别下降0.1和1.0个点。这实际上也是同期股票呈现景气“抱团”特征的重要背景。4月底政治局会议部署“六张网”和“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信用扩张的影响是后续基本面重要的观察线索,资产广谱性能否回升,将取决于经济广谱性的后续走势。正文4月出口同比14.1%,表现明显偏强。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以同比21.8%高开局,3月在春节分布、中东局势升温叠加影响下有所回踩,4月则再度恢复强势。今年前4个月出口累计同比达14.5%,3-4月合并为8.3%,均显著高于2022年以来的趋势增速。2026年1月和2月出口同比分别为10%、39.6%,合并为21.8%。2026年3月出口同比为2.5%,4月同比为14.1%,合并同比为8.3%。全球贸易活跃是一个大的背景,从主要制造业来看,全产业链的中国出口、偏中低端产品的越南出口和偏高端制造产品的韩国出口增速均处于不低的状态。4月越南出口同比21.6%、韩国出口同比48.0%。我们理解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基本面较强,4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为52.6,创4年以来最高[1];二是全球通胀中枢普遍走高的背景下,实际利率下行,短期会激励消费和投资需求;三是AI产业链的贸易仍处于较旺盛状态,比如韩国4月前20日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达182.5%,计算机外围设备出口同比达399.0%。越南4月电子零件、电脑及配件出口同比58.4%。实际上这种特征从年初就已经初步显现,4月只是年内特征的延续。在报告《怎么看出口的强势开局》中,我们曾指出“经济基本面的偏高景气可能是出口较好的背景之一。尽管地缘政治波动较大,但全球经济仍然维持了景气度”;“集成电路、汽车、船舶等三大高端制造产品是高增长领域的主要代表”、“前两个月的数据继续证明了出口取决于基本面,汇率并不是出口的关键决定因素”。AI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也非常明显。4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为99.6%,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同比为47.3%,这两类产品占4月出口比重达15.3%。这两部分对当月出口增速的贡献已近半,扣除这两部分的4月出口同比增速为7.5%,这与WTO口径下AI相关产品贡献了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6和增速的近一半是基本吻合的。这里还没有包含AI上游的材料(部分关键矿产、化工产品)、中游的通讯设备,以及AI算力建设影响的发电设备、能源设备、电工器材等领域,应用端的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以及模型、算法等对服务贸易出口的贡献。WTO在3月20日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中指出: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4.6%,几乎是一年前预期增速的两倍。这一强劲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AI热潮”:数据中心、处理器、半导体设备和其他AI相关产品的投资激增。尽管这些产品仅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六分之一,但在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中却占据了近一半的份额[2]。除此之外,中国出口的另一亮点是汽车,4月汽车包括底盘出口额同比为44.2%,占出口比重已达4.5%。近月汽车内销增速并不高,但出口增速处于偏强状态,前4个月累计同比达54%,这一增速低于2021-2023年,但明显高于2024-2025年。乘联会指出“今年以来出口市场持续较强,形成出口拉动批发的走势特征”。乘联会指出:由于中国新能源车海外销量大增,国内偏弱,因此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世界份额68.3%;2026年1-3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世界份额降到61%的水平。中国在世界纯电动车市场份额表现相对平稳,2023-2025年的份额在63%左右的水平;2026年中国在世界纯电动车市场份额56%,年初因素的中国纯电动车表现暂时较差。中国在世界插电混动份额表现遥遥领先。2025年中国在世界插电混动份额达到76.4%的超高水平,2026年中国在世界插电混动份额达到73%的高水平,中国在世界插电混动市场呈现超强的表现[3]。其余出口产品均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基数分布的影响,从年内累计增速来看,前4个月手机出口同比为-1.3%;家电出口同比为3.0%;通用机械设备出口同比为4.2%;四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服装、箱包、玩具)合并出口同比-1.2%,均处于中低速区间。蓄电池、光伏产品等逻辑上出口增速会较高,但4月数据尚待更新。另外也有一部分非科技产品前期出口增速也非常高,可能反映来自全球南方的需求,比如钢坯、水泥熟料、摩托车、肥料等,4月数据也尚待更新。成品油出口连续两个月在-7.5%左右的水平,尽力保证国内产业链供应可能是核心线索。4月单月家电出口同比7.1%、手机出口同比11.0%、通用机械设备出口同比-3.4%、四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服装、箱包、玩具)合并出口同比-2.7%。3月成品油出口同比-7.6%,4月出口同比-7.5%。4月进口同比增速为25.3%,今年累计同比为23.6%。背景之一同样是AI产业链投资潮的影响,比如4月集成电路进口同比54.7%;也包括大宗价格变化的影响,比如4月原油进口数量同比-20.0%、进口金额同比13.2%。同时,广谱的进口走势是名义增长周期的重要同步指标之一,今年进口好转也包含着一季度经济修复的影响。从进口年度同比增速来看,上一轮比较高的时段是量价均较高的2021年,进口同比30.1%;此后一直在低位,其中2022年为0.7%;2023年为-5.5%;2024年为1.0%;2025年为0.1%。简单总结当前的出口特征:一是总量增速偏高;二是新经济的结构带动显著。这实际上也是同期宏观经济的特征之一。在近期报告《制造业景气度集中于三条产业线索》中,我们指出从PMI数据来看,4月“新老经济”景气分化再度有所扩大。4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景气环比分别上行0.1和0.3个点,而消费品制造和高耗能行业景气环比分别下降0.1和1.0个点。这实际上也是同期股票呈现景气“抱团”特征的重要背景。4月底政治局会议部署“六张网”和“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信用扩张的影响是后续基本面重要的观察线索,资产广谱性能否回升,将取决于经济广谱性的后续走势。风险提示:外部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超预期;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并对欧美经济带来意外冲击;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超预期;全球贸易和航运等领域受影响程度超预期;地产领域的短期拖累程度仍大于预期。
金吾财讯
5月11日 周一

【首席视野】张一:人工智能时代下中美竞合关系再探讨

张一系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内容提要:信息技术革命的三个阶段重塑了中美关系,从互联网时代中国被动接受红利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并出现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再到如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竞争态势。人工智能呈现双重矛盾效应,一方面加剧竞争,“自主可控”逻辑取代“共享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强化依赖,美国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国AI配套产业链的依赖,双方在基础研发、数据算法等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人工智能发展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根本逻辑,而是同时放大现有矛盾,既让脱钩代价更高,也让战略竞争更激烈,最终走向取决于政治决策而非技术本身。1990年代以来,在网络化浪潮驱动下,信息技术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轮信息技术革命可以分成三个小的阶段,包括早期的互联网革命,2012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和2023年年底开启的人工智能革命。在不同的阶段,中国扮演了不同角色,而角色定位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一、发展阶段决定了中美产业分工格局第一个阶段,我国更多是接受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红利。1990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推动了美国经济1990年代的繁荣,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并催生了巨大的互联网泡沫。2001年,两件看似无关的事件几乎同步发生,却共同塑造了此后10年的全球化格局。春天,纳斯达克的泡沫破灭,数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灰飞烟灭;秋天,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向全球资本敞开了大门。2001年,科技神话的破灭,华尔街需要新的宏大叙事;美联储将利率一路压低,廉价资金开始泛滥,急切地寻找收益洼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叠加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效率,成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最佳目的地。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构成了全球化下的货物循环,美国发债,中国购买构成全球化下的资金循环。而互联网为这种循环提供了科技基础。我国凭借庞大的劳动力规模与完整的工业基础,将互联网带来的全球生产组织变革转化为自身优势,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彼时,我国更多的是利用好信息革命带来的成本优势,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方面,某种程度上,是最大化利用了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红利,实现我国跨越式发展。彼时,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全球信息技术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时,产业上的代差和生产消费的互补,是中美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石。第二个阶段,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美形成分工合作格局。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开始进入普及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产业升级取得巨大进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比重从2001年的布道10%升至20%,世界工厂出现端倪。我国不再是被动接受产业转移,而是深度参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分工,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成为重要的入口端。我国不仅深度嵌入智能手机产业链,而且涌现出一批自主品牌手机。零部件方面,从面板到电池到PCB板再到摄像头等等,我国产量都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更高。而且一批优秀的消费电子公司通过与苹果等国际巨头合作,从小公司成长为市值千亿以上的大型公司。与此同时,凭借高素质劳动力和组织能力,我国发挥了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一度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90%的生产份额。此外,在智能手机领域,我国涌现一批能够与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相抗衡的国产手机品牌,以出货量计,国产手机占据了全球56%的市场份额。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处理器、存储芯片等价值量较高的环节,其他东亚经济体还是占据垄断地位。其次在互联网企业方面,我国涌现出以腾讯、阿里、字节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形成了基于本国市场需求的独立生态系统并通过超级APP形式覆盖到各个需求场景,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道路。2021年的顶峰时期,我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尽管与美国互联网巨头仍有差距,但已经与其他经济体包括欧洲和东亚的发达经济体拉开了差距成了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中美G2格局。随着中国技术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攀升,中美经济关系也悄然生变。从早期的互补共赢,逐步转向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供应链等领域的全面竞争,贸易摩擦与技术脱钩的暗流开始涌动,美国在2018年扣下了贸易战的扳机。二、人工智能放大中美竞争强度和合作需求2023年,ChatGPT横空出世,成为信息技术革命进入通用人工智能前夜的标志性事件。此时,中美贸易战已经爆发5年,此时美国对华平均加权关税水平从3%左右水平升至15%左右水平,我国已经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为第四大贸易伙伴,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也减少1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进一步加大了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尤其是拜登政府采取了“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政策,2022年《芯片法案》的出台,表明美国试图在高科技领域与我国进一步脱钩。随着人工智能爆发,中美经贸关系似乎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此时,我国已经拥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全产业链,从自主可控的GPU,到与之相关的存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美国竞争的实力。但人工智能发展的巨大爆发力和不确定性又拉进了合作需求。一方面,人工智能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竞争。由于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具有高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两国平行建设成为可能。中国可以用国产算力发展大模型,美国也可以用自己的数据构建自己的生态。过去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共享基础设施”(如同一套互联网协议)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被“自主可控”逻辑所取代。此外,一旦某种技术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市场力量就会让位于政治逻辑。美国的出口管制从EAR扩展到AI芯片、AI人才签证限制,都加大了竞争压力。同时,军民两用的模糊性使得商业AI合作天然充满政治风险。一家帮助港口调度的中国AI公司,其数据和算法在美国国会眼里可能就是军事情报收集工具。这种“污名化”机制会让正常的商业合作不断萎缩。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配套硬件和电力设备方面,美国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尽管有特朗普的全球关税,但与美国大厂绑定的相关企业对美出口都出现暴增,呈现出对关税的脱敏。仅以服务器核心传输部件光模块为例,英伟达制造算力服务器所需的光模块60%来自中国企业。随着算力需求的激增,全球相关产能的匮乏,美国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摆脱对中国相关产品的需求。数据显示,从2025年三季度开始,我国与AI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增速基本与美国大厂资本开支增速一致。在真正的AGI出现以前,很难判断此轮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力取决于基础研究能力。以基础研发能力的专利数量作为衡量指标,2019年至2025年,全球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我国申请量超过80万件,美国以超过22万件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日本就降到6.6万件。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的释放。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美两国在数据和算法方面的互补、供应链方面的进一步捆绑、人才方面的交流等等都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更需要两国的携手合作。各自独立发展并非不能实现,但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它会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同时放大现有的张力——既让脱钩代价更高,也让战略竞争更激烈。最终的走向取决于政治决策,而非技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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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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