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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视野】杨德龙:年底是布局2026年行情的时间窗口

杨德龙系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2025.12.22 周一2025年行情逐步接近尾声,整体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在2025年走出了一轮较为典型的慢牛、长牛走势,主要指数一度突破4000点关口。然而,由于市场内部结构性分化较为明显,银行股与科技股表现相对突出,集中配置上述方向的投资者获得了较好回报,而其他板块和部分投资者的获得感相对不足。这也导致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即在指数已运行至4000点附近的背景下,仍有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并不认为这是一轮牛市。进入年底阶段,部分资金选择兑现收益,市场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但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一调整已接近尾声,部分着眼于2026年布局的资金开始逐步入场,市场整体呈现反复震荡、逐步企稳的特征。综合判断,当前阶段正是为2026年行情、尤其是一季度春季行情进行布局的相对合适窗口。展望2026年,宏观层面上,我国经济有望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稳增长相关政策预计将进一步加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6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提出将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速,并通过有效措施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有助于改善投资者预期,稳定消费增速。在提振内需作为重要政策方向的背景下,通过内需修复稳住经济运行,为本轮慢牛、长牛行情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随着政策持续发力,2026年物价水平有望出现回暖,CPI可能逐步回升并向2%左右的政策目标靠拢,而PPI在反内卷和去产能政策推动下,也存在逐步由负转正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从内需结构看,提振内需的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在当前环境下,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直接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的难度相对较高,因此,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预期已发生明显变化,单纯依靠房价提升居民财富的路径受到限制。未来更可行的方向,是通过资本市场走强,使超过2亿股民、约7亿居民家庭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形成正向的财富效应,从而逐步带动消费回升。外贸方面,2025年我国出口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中美经贸关系趋于阶段性缓和的背景下,出口增速预计将保持相对平稳,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支撑。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在整体外需增速不高的情况下,提升出口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出口规模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帮助出口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综合判断,2026年我国宏观经济整体有望进入复苏阶段。根据美林时钟的框架,在经济复苏阶段,权益资产通常表现相对占优。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已明确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外部环境方面,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在2026年仍可能降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在此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也具备一定的操作空间,尽管当前利率基数已处于较低水平,降息、降准的幅度可能有限,但整体政策取向仍有利于权益资产表现。在低利率、宽流动性的环境中,股债之间的配置“跷跷板”效应仍可能更多向股票市场倾斜,而债券市场整体表现预计仍将延续2025年的相对平淡格局。财政政策方面,预计仍将保持更加积极的取向。市场对财政赤字率存在一定分歧,但在2025年财政赤字率突破3%、达到4%的基础上,2026年大概率仍将以4%左右的赤字率实施财政政策,从而加大对地方政府化债、稳投资以及通过以旧换新等方式支持消费的力度。总体而言,2026年财政政策仍将发挥更加积极的稳增长作用,而货币政策将延续适度宽松基调。随着存款和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趋势有望持续。从资金流向看,2025年“存款搬家”现象已较为明显。新开股票账户数量突破2500万户,逼近3000万户,新基金发行规模也超过1万亿元,其中权益类基金占比明显提升。相比2024年新发基金中以固收类产品为主的结构,2025年的变化反映出,在资本市场逐步走强、公募基金业绩改善的背景下,居民储蓄正在加速向资本市场转移。展望2026年,这一趋势有望进一步强化,为慢牛、长牛行情提供持续的增量资金支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是2026年乃至整个“十五五”期间的首要任务。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逐步向消费和科技拉动转型。11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首次由正转负,主要受到房地产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两位数负增长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压力较大的影响,导致基建和投资空间受到约束。预计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将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出口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降的背景下虽有改善,但整体增速仍难以显著提升。在这一情况下,坚持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作为主要增长引擎,具有重要意义。在消费结构方面,随着经济进入新阶段,坚持内需主导也为部分消费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一些新消费品牌表现突出,而传统消费相对承压。随着2026年股市行情进一步深化、市场赚钱效应逐步提升,居民消费增速有望回升。在新消费持续发展的同时,传统消费板块也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的阶段性机会。国际层面,美联储预计将延续本轮降息周期,政策利率有望下降至3.0%—3.25%区间。美联储降息可能推动美元指数回落,人民币汇率存在进一步升值空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进入“六字头”,从而吸引更多外资配置A股优质资产。事实上,自2025年初以来,外资已持续流入我国资本市场,预计2026年这一趋势仍有望延续并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已连续14个月增持实物黄金,提高外汇储备中黄金的占比。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含金量,也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国际信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未来在国际贸易中推动人民币结算,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资产的配置价值。2025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因坚持以美元结算铁矿石贸易,我国已暂停从其进口铁矿石。这一事件具有较强的标志性意义,表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推动人民币结算、降低对美元依赖的战略方向正在逐步落地。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具备现实基础,也具备战略必要性,这对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深远意义。
金吾财讯
12月23日 周二

【首席视野】芦哲:技术帖——如何量化央行购金对金价的影响

芦哲、 张佳炜(芦哲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核心观点核心观点:我们根据过去黄金ETF规模与金价的线性关系倒推出金价隐含的黄金ETF需求。统计结果显示,投资需求每增加1吨,金价上涨0.46$/oz。2023年以来,二者残差不断扩大,我们发现全球央行购金行为可解释92.78%的残差变化,由此得出金价 = f [美元利率,美元信用] = f [g(黄金ETF规模),h(央行购金规模)]的二元模型。向前看,全球央行的购金潮很难停滞,这为金价的中枢上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TIPS到黄金ETF,传统定价框架的陨落:2003年至2022年间,以美国10年实际利率预期TIPS、全球黄金ETF规模为定价锚的传统模型对金价涨跌有极高的解释力。这一时期黄金ETF规模可解释金价94.1%的变化,斜率为14.29,对应黄金ETF规模每提高100万oz,金价上涨14.29$/oz,即黄金ETF的投资需求每增加1吨,金价上涨0.46$/oz。2022年12月以来,俄乌冲突掀起全球央行购金潮,黄金ETF规模对金价解释力回落至9.19%,黄金的传统定价框架陨落。如何量化央行购金对黄金的影响?我们根据2003年至2022年11月间黄金ETF规模与金价的线性关系倒推出金价隐含的黄金ETF需求。截至2025Q3,黄金ETF规模为96.65百万oz,金价隐含黄金ETF规模为235.91百万oz,二者残差139.27百万oz,接近于2022Q3至2025Q3期间全球央行净购金规模116.15百万oz。将2022Q3至2025Q3期间黄金ETF残差与全球央行累计净购金规模进行回归分析可发现,央行购金对黄金ETF残差有92.78%的解释力。一个简易但实用的黄金二元模型。传统框架下,金价由ETF需求主导,而ETF需求由美元等货币的加权平均实际利率预期所驱动。新的投资范式下,金价由央行需求主导,央行需求由美元信用驱动。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金价的简易二元模型:金价 = f [美元利率,美元信用] = f [g(黄金ETF规模),h(央行购金规模)]。而央行与ETF的购金行为都遵循投资需求每增加1吨,金价上涨0.46$/oz的价格规律。例如,若央行在金价4300$/oz时增持4300亿美元黄金,则对应1亿oz,即3110.35吨的增量需求与1430.76$/oz的金价涨幅。金价展望。在全球孤立主义抬头、地缘摩擦不断、大国博弈难以逆转的背景下,全球央行的购金潮可能存在战术性放缓,但很难出现战略性停滞。这也为金价未来易涨难跌、中枢上移的趋势提供最有力的支撑。风险提示:全球央行购金放缓;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流动性风险;芯片仅在美国完成技术革命。内容目录1. 从TIPS到黄金ETF,传统定价框架的陨落2. 如何量化央行购金对黄金的影响3. 一个简易但实用的黄金二元模型4. 风险提示正文如下2025年迄今,金价从2624$/oz一路高歌猛进至4400$/oz以上,高达近68%的年迄今涨幅让黄金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但本质上,黄金今年的上涨在逻辑与催化上与去年别无二致,仍是我们早在2023年4月17日所指出的央行购金与去美元化,彼时我们也大胆给出“也正是由于货币属性10年多的沉默,导致市场形成了对实际利率预期定价黄金走势的固有思维,而10年多的震荡市也让许多投资者认为2000美元/盎司或是黄金的顶部而非底部。但纵览金价百年历史,其指数型的上涨均有一段由金融属性主导的较长的震荡市,待到货币属性回归时,2000美元/盎司的旧周期顶部区间或构筑为新周期的底部区间”的鲜明判断。如今看来,在去美元化逻辑与央行购金行为的持续驱动下,2000$/oz的黄金的确是完成了从旧周期顶部区间到新周期底部区间的切换,但在黄金脱锚美元的过程中,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本轮金价上涨的终点是多少?央行购金在其中又将发挥多大的作用?本报告我们将尝试量化央行购金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并为黄金未来的上涨潜力提供更具参考性的测算依据。1. 从TIPS到黄金ETF,传统定价框架的陨落我们在2023年4月曾详细论述过反映美国10年实际利率预期的TIPS收益率与金价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图2可见,自2022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金融制裁以来,金价与TIPS收益率的偏离持续扩大。图3可见,2003年至2022年11月间,TIPS与金价的周度相关性为77.3%,斜率为-385(TIPS每下跌1%,金价上涨385$/oz)。而2022年12月以来,二者不仅相关性回落至9%,斜率也变为590(TIPS每上涨1%,金价上涨590$/oz)。我们在2022年8月曾指出,“金价不仅仅是受到美国TIPS的影响,而是受到全球实际利率的共同影响”,但由于许多主要经济体并没有类似TIPS的证券产品,因此我们无法构建一个能真实反映全球实际利率预期的指标。不过,无论投资者是谁,其投资黄金的载体大都是黄金ETF。因此,我们可通过全球黄金ETF规模来代理全球实际利率预期。图4可见,2003年至2022年11月间,黄金ETF规模与金价走势高度一致。图5可见,这一时期黄金ETF规模与金价的周度相关性高达94.1%,较同期TIPS的77.3%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区间斜率为14.29(黄金ETF规模每提高100万oz,金价上涨14.29$/oz)。由于100万金衡盎司黄金约为31.1吨,因此我们可得出金价与黄金需求之间一个简单实用的公式:来自黄金ETF的投资需求每增加31.1吨,金价上涨14.29$/oz,即黄金ETF的投资需求每增加1吨,金价上涨0.46$/oz。当然,同TIPS与金价的背离一样,2022年12月以来,黄金ETF规模对金价的解释力度显著回落,截至最新的周度相关性仅有9.19%。从图4中金价与黄金ETF规模的走势中也可看出,2022年12月以来,金价的上涨并非来自黄金ETF规模的增长。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主要源于2022Q3以来央行迅速增加的购金规模,但其对这一时期金价的上涨到底有多大的解释力度,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构筑我们对未来金价上涨空间的预测基础。2. 如何量化央行购金对黄金的影响前一部分我们测算出,2003年至2022年11月间,黄金ETF规模的变化可解释94.1%的金价变化,对应的线性关系为:金价 = 14.29 x 黄金ETF规模 + 388.93我们可根据这一关系倒推出金价隐含的黄金ETF规模,并将其与真实的黄金ETF规模进行对比并计算出相应的残差。图6可见,在2003年至2022Q3期间,金价隐含的黄金ETF规模与真实的黄金ETF规模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相对于供给、消费与工业需求,黄金ETF背后的传统投资需求是金价的边际定价者,实际利率预期的变化影响黄金的传统投资需求,进而决定黄金ETF的规模的高低与金价的涨跌。2022Q3以来,以美国TIPS为首的实际利率预期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图2),因此黄金ETF规模的变化也并不显著。但这一时期,金价隐含的黄金ETF规模和真实的黄金ETF规模之间的残差却越来越显著。例如,2025Q2黄金ETF规模为91.16百万oz,而同期金价隐含的黄金ETF规模为201.93百万oz,残差高达110.77百万oz。同时,2022Q3至2025Q2期间,全球央行净购金规模为109.08百万oz,与黄金ETF的残差之间的差异仅有1.68百万oz。在最新的2025Q3中,黄金ETF规模为96.65百万oz,金价隐含黄金ETF规模为235.91百万oz,二者残差为139.27百万oz,而2022Q3至2025Q3期间全球央行净购金规模为116.15百万oz。如果将2022Q3至2025Q3期间黄金ETF残差与央行购金进行回归分析(图7),可发现央行购金可解释92.78%黄金ETF残差。考虑到Tether在2025Q3的黄金储备增加了26吨至116吨,占比已达全球黄金总需求的2.5%(WGC测算2024年黄金总需求4623吨),因此我们将Tether的黄金储备也纳入其中。如此,央行与Tether在2025Q3合计持金规模为119.88百万oz,不过这并未给黄金ETF残差带来更大的解释力度(图8)。总结来说,我们可将2003年以来金价的驱动分为两个时间段:①  2003年至2022年11月,这一时期金价以黄金ETF为主要驱动,背后是以美元为首的实际利率预期主导的投资决策。从相关性来看,黄金ETF规模在这一时期可解释94.1%的金价变化。② 2022Q3至今,西方经济体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了全球央行对美元信用的担忧,让央行接棒黄金ETF成为新的购金力量与边际定价者。由于这一时期以美元为首的实际利率预期走势震荡(图2),因此黄金ETF规模并未出现显著变化,但此时,所谓的全球实际利率预期不再是无风险利率,而是成为一个有信用风险溢价的利率,对这一事实的定价即体现为了金价与TIPS的偏离。基于前一时期黄金ETF规模与金价的关系,我们可倒推出金价隐含的黄金投资需求,二者的残差自2022Q3以来不断走阔,其增长趋势被同期全球央行累计净购金规模完美捕捉。3.  一个简易但实用的黄金二元模型第一部分我们论述到,传统的黄金投资框架下,金价与10年期美元实际利率TIPS、全球黄金ETF规模高度相关:在2003年至2022年11月期间,TIPS可解释77.3%的金价变化,TIPS每下降1%,金价上涨385$/oz;全球黄金ETF规模可解释94.1%的金价变化,黄金ETF规模每增加1吨,金价上涨0.46$/oz。第二部分我们论述到,俄乌冲突后,全球央行接力黄金ETF成为黄金新的边际定价者。2022Q3以来,金价与黄金ETF规模间的残差不断扩大,而这期间央行购金可解释92.78%的残差变化。因此,传统框架下,金价由ETF需求主导,而ETF需求由美元等货币加权平均的实际利率预期驱动。而如今金价由央行需求主导,央行需求由美元信用驱动。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金价的简易二元模型:金价 = f [美元利率,美元信用] = f [g(黄金ETF规模),h(央行购金规模)]但无论是央行还是ETF的购金行为,其短期内都仍然遵循需求每增加1吨,金价上涨0.46$/oz的价格规律。以我国为例,当前人民银行拥有3.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25年11月外管局数据)和6887亿美元的美国国债(2025年10月美国财政部TIC数据)。而在2021年2月时,我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还高达1.1万亿美元。若央行在金价4300$/oz时增持4300亿美元黄金,则对应1亿oz,即3110.35吨的增量需求与1430.76$/oz的金价涨幅。当然,全球央行购金的时间与空间恐怕连央行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可确定的是,在全球孤立主义抬头、地缘摩擦不断、大国博弈难以逆转的背景下,全球央行的购金潮可能存在战术性放缓,但很难出现战略性停滞。这也为金价未来易涨难跌、中枢上移的趋势提供最有力的支撑。4. 风险提示全球央行购金放缓,部分央行的购金规模来到合意水平,或是处于本国财政压力不得不抛售黄金。全球金融危机引发流动性风险,市场被迫抛售黄金以应对其他资产上的爆仓风险。芯片仅在美国完成技术革命,让美国顺利完成从石油-美元体系向芯片-美元体系的切换,则美元信用得到新的支撑,挑战金价长期上涨的逻辑。
金吾财讯
12月23日 周二

【券商聚焦】第一上海维持腾讯控股(00700)买入评级 指AI技术全链路落地带来的降本增效 将进一步释放利润弹性

金吾财讯 | 第一上海发研报指,腾讯控股(00700)管理层在策略会上重申射击品类的基石地位。公司敏锐捕捉到市场正从成熟的“大逃杀”(占比40%)向高潜力的“撤离类”(占比10%但增长潜力巨大)演变。腾讯采取下小注策略,在新兴市场(如中东)利用基础设施快速渗透,一旦机会出现即全力投入。目前已通过自研大作《三角洲行动》及与育碧合作的《彩虹六号》手游,提前锁定了下一代射击玩法的核心入口。光子工作室群披露AI技术已深度重塑研发全链路:2D美术与代码生成效率提升超过50%,最复杂的3D角色制作成本降低8%,Demo制作周期从数月缩短至几周,大幅降低了玩法试错成本。同时,AI并非仅用于降本,更能创造新体验——《和平精英》推出的AI队友“花傲天”上线一周即获269万DAU,验证了AI对用户留存的直接拉动作用。大规模协作的“工程师红利”与AI技术的激进应用,使中国工作室相对于受困于预算的西方大厂建立了结构性优势。腾讯云在印尼(雅加达)与泰国等地建立3AZ(三可用区)高标准数据中心,凭借国内磨练的高并发技术,成功承接GoTo集团(旗下Gojek核心业务全量迁移)等行业巨头的关键订单,完成了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迁云实践。其核心壁垒在于解决跨境数据传输的低延迟痛点及AI基础设施的软硬结合优化。虽然缺乏微信的海外C端入口,但依托对投资生态及强大的游戏泛娱乐网络,腾讯云通过“资本+技术”的双重纽带,在AWS与Google占据主导的市场中实现了差异化突围。综合分析,考虑到游戏业务在新赛道的先发优势,以及云业务在海外市场跑通“大客户驱动”的高质量增长模型,该机构对公司2026年的收入与利润增速保持乐观。AI技术全链路落地带来的降本增效,将进一步释放利润弹性。收入和经营利润预测采用2026年的预测数据,计算得出目标价为790港元,较上一收盘价有31%上升空间,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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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 周二

【首席视野】鲁政委: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或大有可为

鲁政委、钱立华、尹春哲(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碳普惠,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机制是指以消费—生活端(公众、社区、小微企业)为场景,通过把其绿色低碳行为量化、赋值,并通过政策激励、商业激励、减排量交易等方式实现其价值兑现的一种机制,有助于引导公众实施低碳行为,建立社会绿色氛围。我国从2015年便开启对碳普惠机制的探索建设。目前我国已有二十余个地区开展了碳普惠机制建设工作,相继出台顶层制度文件和具体实施方案。方法学是碳普惠机制运行的关键,各地针对各自辖区内的减排特点、数据基础、方法成熟度等情况分别开发了不同领域的碳普惠方法学,主要涉及低碳出行、低碳消费、低碳生活、低碳公益和低碳运营五类。在具体实践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武汉、成都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在减排领域和激励机制方面做出了一定突破创新。由于在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制造阶段的碳排放占比较高,因此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或延迟同等功能新品的生产需求,从而实现显著的碳减排。对此,武汉市和深圳市先后发布了《武汉市闲置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和《深圳市二手电子产品(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两项专门针对二手手机交易的碳普惠方法学。通过将二手手机交易纳入当地碳普惠机制,引导居民加强二手产品利用,通过消费端促进社会减排。尽管目前仅武汉和深圳两地发布了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但是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存在一定发展机遇。一是政策利好,我国围绕循环经济发展发布多项政策,循环经济体系不断深化,叠加“双碳”政策,二手商品交易获得政策支持。二是市场空间大,近年来我国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得益于我国庞大的存量市场空间、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和交易平台的发展规范。三是数字科技进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提高了交易的可信度。四是平台效率提升,二手交易平台通过不断完善平台功能,实现数据和减排量的高效获取与计算,降低公众参与门槛。五是产品碳足迹体系不断发展,电子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与产品碳足迹因子库近期得到大力建设,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方法学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也要注意到,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仍然面临一定障碍与挑战。一是二手电子产品碳减排核算方法尚未成熟形成统一体系,方法学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二是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透明度与时效性较差,部分数据监测统计基础与披露情况尚不满足碳普惠数据质量要求。三是多主体参与导致协调治理难度高,缺乏统一管理规范。四是用户激励不足,个人用户收益十分有限,参与积极性存疑。对此,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业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发展:首先,在监管机制建设上,形成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其次,逐步完善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方法学;第三,加快电子产品碳足迹建设;第四,加强平台数字化能力建设;第五,创新激励机制,从“单一积分奖励”向“多层次、可叠加、可金融化”的方向演进,以增强低碳行为对公众和市场主体的真实吸引力,可进一步探索碳普惠激励与金融产品的联动机制。随着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纳入碳普惠体系,银行可从中获得一定启发。一是,强化银行内部二手物品的回收、管理与流转,提升绿色运营表现并积极参与地方碳普惠机制。二是,基于个人二手产品交易行为构建低碳画像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业务创新。一、碳普惠发展现状1.1 碳普惠政策发展碳普惠机制是指以消费—生活端(公众、社区、小微企业)为场景,通过把其绿色低碳行为(如绿色出行、节能、资源循环利用等)量化、赋值,并通过政策激励、商业激励、减排量交易等方式实现其价值兑现的一种机制。通过碳普惠机制可以引导公众实施低碳行为,有助于社会绿色氛围的建立,同时通过消费端引导供应端的绿色低碳转型,有助于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我国碳普惠机制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广东,其在2015年7月便由广东省发改委发布了《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碳普惠制试点建设指南》,开启碳普惠机制的探索建设,并在2022年4月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正式发布了《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粤环发〔2022〕4号)。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试点碳普惠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重视碳普惠建设工作。在国家层面,碳普惠在2021年首次被写入《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体现碳普惠在引导公众参与绿色低碳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碳普惠概念的首次明确则是在2024年1月1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文件中,其提出要“探索建立‘碳普惠’等公众参与机制”,由此正式将碳普惠机制纳入推动全民参与低碳、统筹碳减排资源的框架。但从目前发展实践来看,国家尚未正式出台全国层面的碳普惠建设方案或管理办法,具体建设运营仍然由各省市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分别建设。根据《2024碳普惠发展白皮书》,全国已有27个地区将发布碳普惠机制作为重点工作。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武汉、成都等相继出台顶层制度文件和具体实施方案,稳步推进碳普惠的建设工作。1.2 碳普惠方法学方法学是碳普惠机制运行的关键,只有足够多类型的方法学才能覆盖更多绿色低碳行为、吸引更多参与者,只有足够科学、合理、准确的方法学才能计算得到低碳行为产生的减排量,并用于后续的碳配额的抵消使用、奖励兑换等。目前各地针对各自辖区内的减排特点、数据基础、方法成熟度等情况分别开发了不同的碳普惠方法学。从上述列出的方法学可以看出,我国碳普惠典型场景主要有五类:● 低碳出行:鼓励采用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自行车和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 低碳消费:鼓励购买有助于节能降碳的产品,例如二手商品、可持续品牌、低碳标识产品等。● 低碳生活:鼓励有助于低碳的生活方式,例如垃圾减量分类回收、电子支付、不适用一次性餐具等。● 低碳公益:鼓励有助于降碳的生态保护项目,例如红树林改造、森林经营、义务植树等。● 低碳运营:鼓励开展低碳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采购绿色电力、无纸化办公等。从上述已经发布的方法学类型来看,低碳出行、低碳生活和低碳运营领域发布的方法学较多,低碳消费的则比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低碳出行和低碳运营减排领域应用场景清晰、边界明确、数据易于监测统计、减排计算方法科学简单。而未来随着我国监测体系的不断发展,将有更多数据有望获取。在确保数据质量情况下,更多领域方法学有望出台,不断扩展公众碳普惠领域。1.3 碳普惠实践情况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武汉、成都等多个省市均发布了碳普惠制度相关文件,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探索实践,在引导公众自觉参与减排方面产生了良性互动。自2020年以来,北京市以交通领域为切口积极探索打造的碳普惠应用场景之一,北京市碳普惠行动参与人数达560万人,碳普惠项目目前已累计审核碳减排量超过40万吨[1]。上海市碳普惠体系将方法学分为I类和Ⅱ类,其差异在于依据I类和II类方法学签发的减排量均可以用于自愿减排市场交易、公益捐赠,也可以用于自愿碳抵消、自愿碳注销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但是只有依据I类方法学签发的减排量可以用于上海碳市场配额履约抵销。上海已发布I类方法学5个,II类方法学2个。2024年9月13日,上海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产品SHCERCIR1在上海环交所正式上线运行,交易量已达1.3万余吨,成交均价在68.71元/吨,主要交易产品皆来于依据I类方法学开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SHCERCIR1)[2]。2025年6月25日,上海碳普惠平台正式上线。在平台调试阶段,已有13万用户受邀参加了抢先体验[3]。截至2024年5月底,广东碳普惠核证减排备案累计签发超过247万吨,增加收入超过5300余万元。广东碳普惠一大特点是其减排量多来源于贫困地区、老区苏区、民族地区,其碳普惠减排量超过165万吨,为乡村振兴地区、民族地区及重点革命老区苏区增加收入超过4000万元。在2025年,广东进一步加强生态特色碳普惠项目开发,从而强化碳减排市场机制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助力。对此,在2025年12月10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同意了陆河县38个村林业碳普惠项目核证减排量备案。截至2024年12月31日,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STTCER)累计成交量5.16万吨。深圳市在拓展碳普惠场景方面敢于不断创新,例如推出奶盒回收碳普惠方法学并达成交易,开创了全国奶盒回收碳减排量交易的先河。根据深圳市奶盒回收减排碳普惠方法学测算,每回收1吨奶盒(纸塑铝复合包装)能减少碳排放约1.6159吨。武汉市碳普惠尽管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截至2025年12月10日,武汉个人低碳生活平台“武碳江湖”注册用户已突破200万大关,平台已累计记录减排行为超2400万次,个人减排总量超4万吨。在价值实现方面,武汉碳普惠也作出了突破。在2025年3月,武汉碳普惠公司与民生银行合作,在全国首发“碳抵贷”服务。市民可以用碳减排量兑换利息红包,直接抵扣房贷、消费贷的利息。成都“碳惠天府”在经过五年发展后,已从地方制度创新升级为用户规模近400万的全民行动平台。截至2024年9月27日,“碳惠天府”普惠商业联盟入驻商家432家,普惠商城累计上新普惠商品200余种,包括绿色消费券、景区门票、绿色出行权益、生活服务、文创周边等,普惠商城的累计兑换超过330万人次。此外,“碳惠天府”立足成都特色,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深度合作。用户可将低碳行为积累的碳积分捐赠至公益计划,平台再联合社会责任企业,向四川龙桥黑熊救护中心、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站等自然保护机构捐赠日常所需物资,让个体的低碳选择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保护成果。二、二手产品交易与碳普惠的逻辑衔接2.1 二手电子产品的碳减排逻辑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本质上通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新品生产、运输与报废处理环节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是居民端最具潜力的低碳消费场景之一。随着国家探索构建面向公众的碳普惠机制,建立科学、透明、可核查的碳减排量计算机制,并将其与二手电子产品流通体系紧密衔接,将为促进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和形成全民碳减排激励体系提供强大支持。电子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制造阶段的碳排放占比较高。以智能手机为例,包括上游零部件制造、运输等环节的供应链碳排放量占手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约70%[4]。因此,当一件电子产品被延长使用时间并再次流通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或延迟同等功能新品的生产需求,从而实现显著的碳减排。具体来说,二手手机回收、检测、包装、分销等环节产生的碳排放低于新手机生产制造、分销产生的碳排放,二者之差即是二手电子产品交易产生的减排量。2.2 二手电子产品减排量计算方法基于上述减排逻辑,我国在二手电子产品碳减排方法学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探索实践。2022年6月,转转参与起草的《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二手交易平台》团体标准获批准发布。这项技术规范成为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首个针对二手商品交易平台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的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2023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布的一些列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的团标,如《T/CACE 087.1-2023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通用要求》《T/CACE 087.3-2023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电子信息产品》等,为家用电器,电子信息产品,纸、塑料和金属制品,纺织和皮革制品,交通工具等具体类目的在线平台二手交易提供了评估标准。2024年,闲鱼先后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北京绿色交易所等权威机构合作,打造闲鱼碳减排计量标准,参与起草互联网闲置交易及回收两项减碳团体标准,为每一件闲置物品赋予了精准的减碳价值。而在地方层面,武汉市和深圳市先后在2024年9月和2025年9月发布了《武汉市闲置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和《深圳市二手电子产品(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两项专门针对二手手机交易的碳普惠方法学。两项方法学均是在当地碳普惠机制下开发的公众生活领域的方法学,适用于在当地行政区内个人购买并使用二手手机的碳普惠行为所产生减排量的核算。在计算逻辑上,两项方法学都按照二手手机在回收、检测、包装、再运输、平台运营产生的排放量与新手机生产过程的排放量的差值来计算得到该模式下碳减排量。对此,这两个方法学都基于当时可获得数据的情况,给出了市场上主流手机的基准情景下的排放量,但是二者在实际计算方法中略有差异。由上表可以看出,尽管两个方法学都考虑平台运营产生的排放,但是武汉的方法学认为平台运营产生的排放在分摊到每个产品后,与手机的碳足迹数值相比占比较小,故而忽略不计;但是深圳的方法学则仍然要对该部分排放进行计算,并按照ISO 14064-1:2018《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的最新要求,给出了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1)、输入能源的间接排放(类别2)、交通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3)、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4)、其他来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6)共5种排放类型说明。另一大显著区别则在于,武汉的方法学考虑了手机的折旧情况。即参与二手交易的手机已经在卖家手中被使用过一段时间,其剩余使用寿命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个全新手机,因此设置基于保守性考虑的调整系数。由于二手手机的剩余使用寿命难以明确统一的量化,因此可根据二手手机的交易价格、新旧程度、成色状态等与手机剩余寿命成相关性的属性对其进行量化。为方便前期计算,目前武汉方法学中将该数值统一设为60%。尽管两地方法学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作为二手交易碳普惠的初期探索尝试,都有助于武汉和深圳两地在开展二手手机交易时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每个交易所产生的减排量,为后续的价值可量化与可感知提供了有力支撑。三、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业务发展趋势3.1 发展利好3.1.1 政策支持随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建设不断深化,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逐渐完善,绿色消费理念持续普及,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机遇。同时,在“双碳”背景下,碳普惠机制逐步成为推动全社会参与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中央与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的政策,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与碳普惠机制的结合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撑。首先是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的政策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我国循环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在2023年修订后,进一步强化了资源节约和再利用的法律要求。该法律明确提出要鼓励产品的再使用、再制造和再流通,使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得到制度确认,也为各地探索二手商品平台、回收再制造企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969号)作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对于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提出明确目标,包括推动回收网络规范化、推动资源化利用以及促进二手商品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强调发展平台经济,支持“互联网+回收”模式,推动电子产品从“废弃物处理”向“资源循环利用”转型,这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平台和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政策空间。围绕电子产品循环利用,国家各部门先后发布了多项政策,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其次,在我国“双碳”政策背景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碳减排与循环经济的协同推进,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提出,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推行“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应收尽收。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号)中提到,积极发展家电、消费电子产品和服装等二手交易,优化交易环境;规范开展二手商品在线交易,加强信用和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交易纠纷解决规则。第三,二手产品的回收流通业务标准也逐步规范。在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领域,2024年发布了两项重要标准规范:一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规范》(GB/T 45070-2024),规定了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的基本要求、回收要求、信息管理、安全生产与环保要求,为构建规范化回收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家用电器行业生产者责任延伸履责评价规范》(QB/T 8065-2024),建立了EPR履责评价体系,通过量化评估生产企业的履责程度。在二手商品流通方面。标准《二手货品质鉴定通则》(GB/T 21667-2024)规定了鉴定机构和人员、鉴定流程、鉴定内容、品质分级和鉴定报告,描述了鉴定方法,有助于二手电子产品市场流通交易。这些政策促进了电子产品的规模化回收和标准化流转,使得二手电子产品可以在更高质量、更高透明度的体系中流通,从而为其与碳普惠机制的结合创造了条件。3.1.2 市场空间大近年来,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消费与循环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24年度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数据报告》,2024年全国二手电商交易规模达到645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17.6%。同时,该报告显示,中国已有约6.6亿人成为二手电商用户[5]。另据中国旧货业协会估算,2023年全国旧货流通行业(所有品类)交易额约1.32万亿元,其中线上交易额约5520亿元,反映出二手品类线上化的深刻趋势[6]。在电子产品方面,随着我国消费电子产品普及率持续提升,产品迭代周期不断缩短,存量设备规模迅速扩大,二手电子产品市场迎来了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品类,在使用频率高、功能迭代快、数码替代强的背景下,成为二手交易市场中最具商业价值和增长潜力的核心品类。自2015年以来,中国二手消费电子市场保持快速扩张并在近年进入加速放量阶段。有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规模约为1988亿元人民币,到2023年已增长至约556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约29.4%。该机构进一步预测,2024年二手消费电子产品交易规模将突破7150亿元[7]。这说明在短短四年内,市场规模呈现出显著扩张。从整体行业来看,二手消费增长主要有三股力量推动:(1)存量电子产品增长带来供给充裕。一是我国电子产品供给量巨大。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3.14亿部,同比增长8.7%[8];电脑2024年中国大陆全年出货量3970万台[9];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为2985万台,同比增长4.3%[10]。二是我国电子产品用户规模巨大。以移动电话用户为例,截至2024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总数17.9亿户,全年净增4601万户,普及率为127.1部/百人,比上年末提高3.4部/百人。三是电子产品更新周期快。一方面,产品迭代快、技术更新迅速;另一方面,用户尝鲜需求强烈,更换设备频率快。以上,意味着每年都有上亿量级的电子设备进入二手流通或回收市场。此外,由于二手交易的性价比优势明显,也推动了二手交易规模。(2)消费者对“性价比”与“绿色消费”的接受度提高。随着品牌认知成熟和检测质保体系完善,二手电子产品不再被视为低端产品,而是高性价比、低碳环保的选择,用户接受度显著提升。(3)平台服务能力增强推动交易增长。以京东、闲鱼、转转、爱回收等平台为代表的头部企业,通过质检分级、整备维修、价格透明和售后保障等方式全面提升行业标准,使市场规模得到有效支撑。3.1.3 数字科技进步数字科技的发展为碳普惠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核心支撑,物联网技术使电子产品在制造、使用、回收等环节的信息可被实时采集;区块链技术则保障了交易数据的防篡改与全流程可追溯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算法可根据产品型号、寿命周期和替代效应精准估算其碳减排量。同时,数字身份认证与碳账户体系的结合,使个人的二手交易行为能被自动记录并计入个人碳积分。电子产品高度统一标准化、自动化的生产流程也使得其生产数据得以及时、准确地被记录。这些技术进步极大降低了碳减排量的核算成本,提高了碳普惠机制的真实性与公信力,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纳入碳普惠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3.1.4 平台效率提升碳普惠机制的核心在于公众可广泛参与,而传统碳核算的复杂性往往成为推广障碍。二手交易平台的数字化运营模式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平台在交易过程中自动记录商品信息、交易时间、买卖双方身份、物流路径及再使用情况,这些数据经过结构化处理后可直接用于碳减排量核算,无需用户手动申报。平台还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估算每笔交易的碳减排量,并同步至用户碳账户中,形成一键生成、系统登记的自动化流程,并统一上报。这样一来,用户无需具备专业知识,即可轻松参与碳普惠活动,从而实现“低门槛、高参与”的社会化推广。例如,闲鱼等平台已建立“基于交易场景的碳积分/减碳口径”,把用户发布、成交、回收等行为按一定口径折算为“减碳量”并生成碳积分,用于激励(如优惠、公益捐赠、平台权益等)。通过数据归集与自动化处理,碳普惠机制从复杂的专业系统转向用户友好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大大增强了公众参与度与减排行为的持续性。3.1.5 产品碳足迹体系不断发展开展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实践的前提,是具备科学的碳减排量核算基础,而其中电子产品的碳足迹又是碳减排量核算的基础。我国在电子产品碳足迹核算方面具备一定基础,曾出台过地方标准如《电子信息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DB11/T 1860-2021)、《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手机》(DB4403/T 285-2022)、《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微型计算机》(DB4403/T 282-2022),以及团体标准如《电器电子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T/DZJN 001-2018)。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产品碳足迹建设的工作,已经在2023年和2024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发改环资〔2023〕1529号)和《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环气候〔2024〕30号),全面、统筹、协同推进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同时,国家标准《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已经发布,规定了产品碳足迹以及产品部分碳足迹的量化原则、方法学要求、报告要求,以及鉴定性评审制度。在电子产品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已经联合发布了三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团体标准推荐清单,其中包含手机、耳机、智能手表、微型计算机、路由器等电子产品。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电子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按照最新的标准和要求开展建设。在计算过程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产品碳足迹因子和数据库。这既包含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的碳足迹,也包括了原材料的产品碳足迹、运输过程碳足迹因子等诸多类型。前者在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主要是消耗的电力碳足迹因子。对此,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和能源局已经开展了电力碳足迹因子的研制和发布,现已经发布了2023年和2024年两年的电力碳足迹因子。预计未来将常态化发布每年的电力碳足迹因子。而对于原材料的产品碳足迹因子、运输过程碳足迹因子等,相关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需要由各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努力开展,方可取得一定成果。2025年12月12日,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引》(环办气候函〔2025〕468号),将有力推动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的建设,为后续的核算提供有力支持。在上述各项工作的共同努力之下,为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碳普惠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支撑,也意味着未来以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碳普惠行动还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3.2 主要障碍与挑战目前,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业务可能面临以下一些障碍与挑战。(1)二手电子产品碳减排核算方法尚未成熟形成统一体系。目前仅武汉和深圳两地由官方发布了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的碳普惠方法学,其他的地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二手交易碳普惠方法学尚未出台,因此相关领域的碳普惠方法学数量十分有限。且由前文可知,武汉和深圳发布的方法学尽管减排逻辑一致,但是在具体计算方法上仍然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延长使用寿命的量化模型也尚未形成行业一致的逻辑,应当如何根据产品成色、功能状况、生产时间、维修情况来评估使用寿命的延长,目前均缺乏科学权威的判定依据。总的来说,方法学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2)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透明度与时效性较差。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减排量的核心是准确获取电子产品在生产制造环节的碳排放量。但是由于电子产品的排放主要集中在上游材料与生产制造环节,而目前该部分数据统计基础一般,大量上游企业尚未披露产品级碳排放数据,因此各电子产品最终的碳足迹只能依赖头部制造商披露的产品碳足迹信息。同时,由于电子产品型更新频率快,部分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短,若不能快速更新碳排放参数,则可能出现以过时因子核算减排量的情况,从而影响最终减排量结果的准确性。同时,翻新、检测、维修等环节也会部分改变产品的生命周期影响。因此,产品碳足迹数据是该项业务能否得到有效发展的关键。(3)多主体参与导致协调治理难度高。二手电子产品从回收至再次销售,涉及回收企业、电商平台、检测机构、维修商、翻新厂商、物流企业等多个主体,这些企业在规模、能力与管理规范上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产品评级、成色判定、残值评估等关键数据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以及部分数据难以获取。(4)用户激励不足。大量消费者对于二手电子产品的购买或回收行为更多是出于经济目的,对其减排价值认知有限。当前多数地方的碳积分兑换价值较低,对用户行为的驱动力有限。参考《武汉市闲置二手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和《深圳市二手电子产品(手机)交易碳普惠方法学(试行)》,假设新手机在分销过程中,以及二手手机在二手交易过程中不产生任何碳排放,则该次二手手机交易产生的减排量即为方法学中规定的手机对应环节的碳足迹。以华为Mate 50 256G手机为例,不同方法学下可获得的减排量约为65.95kgCO2(武汉方法学中缺省值)[11]或28.71kgCO2e(深圳方法学缺省值)[12]。由此可以看出,循环利用一台旧手机仅能获得几十千克碳减排,对于个人用户来说,收益十分有限。因此,武汉和深圳的方法学在减排量收益分配中都提到了,可将用户实行碳普惠行为对应的碳普惠减排量,归集至企业账户中,同时按照协议向用户返还与企业碳普惠减排量交易收益相对应的其他权益。通过这样方式,让企业获得一定规模的减排量用于后续使用,同时确保个体用户可以有别的更好的奖励方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单次交易获得的减排量仍然有限,因此可获得的奖励仍将停留在小额优惠券等,难以显著改变用户行为。同时,个人电子设备涉及隐私问题,大量用户担心数据泄露而不愿意参与正规回收流程,宁愿将旧手机闲置在家中,形成巨大数量的家庭“沉默库存”,进一步削弱交易量,从根本上限制了碳普惠机制的减排规模。3.3 发展建议3.3.1 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碳普惠业务发展建议上述这些挑战叠加在一起,使得二手电子产品碳普惠业务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监管机制、标准方法、产品碳足迹因子、平台数字化能力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突破,才能实现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广的整体跃升。首先,在监管机制建设上,可推动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工信、商务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以解决电子产品交易中信息不对称、质量监管与数据真实性等问题,为碳减排核算提供可信的数据基础。其次,逐步完善二手电子产品交易方法学。在初期阶段,可加快开发覆盖电脑、平板、家电等主要产品的碳减排核算方法学,明确生命周期基准、替代机制、碳排放因子、功能等效性验证方式以及减排边界。同时,建立分级核算模式,对于检测完备、成色可量化、流通路径可验证的产品采用更精细的核算系数,对于低价值或信息不完整的产品则采用简化系数,以提高实操性和市场参与度。此外,建议推动行业建立统一的产品检测标准与质量评价体系,通过第三方检测、编码标识、溯源系统等方式确保产品真实可复用,提高减排量计算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第三,加快电子产品碳足迹建设。制定电子产品分类参数、基准排放因子和年度更新机制,使核算周期与产品迭代周期保持同步。数据库应覆盖手机、平板、笔记本、显示器等重点品类,并允许企业补充更精细的产品级碳足迹数据,形成“国家基准因子+企业补充因子”的双层结构,从而既满足核算统一性,又兼顾企业差异化需求。第四,加强平台数字化能力建设。建议推动建立“电子产品碳足迹与全生命周期信息的数字化护照”,将产品序列号、生产数据、检测报告、维修记录与二手交易信息统一存证,这一护照可通过区块链、可信计算等技术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与跨平台可验证性,为碳普惠核算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基础。同时,应建立跨平台数据互认接口,使不同电商、回收平台的数据能够统一对接到碳普惠系统,避免重复计量问题并提高监管效率。第五,创新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设计应从“单一积分奖励”向“多层次、可叠加、可金融化”的方向演进,以增强低碳行为对公众和市场主体的真实吸引力,可进一步探索碳普惠激励与金融产品的联动机制。对于个人用户,碳普惠积分可作为绿色行为加分项,嵌入银行授信、消费分期、信用卡权益等金融业务中,用于提供利率优惠、手续费减免、额度提升或专属绿色产品准入条件。通过将低碳行为与金融可得性和成本直接挂钩,可显著增强碳普惠的长期激励效应,同时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对于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可探索将碳普惠减排贡献作为绿色经营能力的参考指标,支持其获得绿色信贷、供应链金融或租赁服务中的条件优化。同时,应推动碳普惠激励从“单点奖励”向“分级与成长型机制”升级。可根据个人或机构在二手交易中的参与频率、累计减排量、设备回收质量等因素,设置不同等级的低碳身份标识,并配套差异化激励权益,如更高比例的积分返还、更多金融产品选择或更优公共服务待遇。这种分级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激励用户持续参与,也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低碳行为习惯,避免一次性参与后流失的问题。此外,还可以探索将部分碳普惠减排量与地方绿色采购、政府碳减排目标或企业ESG管理相衔接。3.3.2 银行相关领域探索启发总体而言,二手电子产品纳入碳普惠体系具有减排基数大、场景广、参与主体多等特点。通过政策体系完善、方法学标准建设、平台数字化能力提升、激励机制创新以及政府企业公众的协同参与,可逐步构建起一条“可核算、可验证、可激励、可扩展”的低碳循环消费路径,使二手电子产品成为城市治理、绿色消费和碳减排贡献的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也将对银行运营和业务的拓展带来一定启发:一是,强化银行内部二手物品的回收、管理与流转,提升绿色运营表现并积极参与地方碳普惠机制。建议银行以内部办公设备、电子用品及其他可循环资产为切入点,建立覆盖“资产盘点—分级评估—内部流转—集中回收—环保处置或二次交易”的全流程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废弃物品的收集、管理、流转,满足ESG披露中关于绿色运营、循环利用与范围三排放管理的要求。在具备碳普惠机制的地区,集团回收的旧设备、废弃电子产品和可回收物可根据当地核算方法转化为可量化的减排贡献,进一步生成普惠碳减排量,为集团带来额外收益或激励,形成内部绿色运营与外部低碳价值创造的双重效益。二是,基于个人二手产品交易行为构建低碳画像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业务创新。银行可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合作、绿色积分体系及可验证的用户回收数据,建立覆盖“交易频次、回收贡献、电子产品延用行为、碳减排量”等指标的个人低碳画像模型。该模型既可纳入客户绿色行为评价体系,也可为银行创新绿色和普惠金融业务提供支撑,包括绿色分期优惠、绿色消费积分、低碳行为加分的授信模型等,进一步增强差异化定价能力与客户精细化运营水平。通过将二手交易行为转化为可追踪、可量化的用户绿色价值,银行能够在零售端构建“低碳行为—绿色产品—普惠服务”的业务链条,扩大绿色金融覆盖面,同时提升自身ESG披露中关于“绿色消费促进”“普惠金融创新”及“可持续价值创造”的综合表现。
金吾财讯
12月23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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