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視野】程強：明年應適度淡化經濟增速預期目標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呈現前高後低走勢，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長 5.2%，實現全年預期目標有基礎有支撐，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和內部困難較多的複雜局面，取得上述成績實屬不易。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風險挑戰，經濟循環不暢引發的政策成本上升問題愈發突出，在短期穩增長與長期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的難度有所上升。明年又恰逢“十五五”開局之年，一系列中長期任務落地執行需要一個好的開始。在此背景下，明年是應繼續強調短期增長目標的實現，還是適度淡化經濟增速目標，進而爲經濟結構優化和動能接續轉換提供更多空間，成爲政策層面的一個關鍵問題。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和影響，我們建議適度淡化明年經濟增速預期目標，有助於化解當前經濟領域諸多問題和矛盾，更好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一般而言，GDP 增速與就業、財政收入、股票指數等關鍵經濟指標之間呈現顯著相關性，經濟增長越快，往往意味着就業形勢越好、財政收入越高、股市表現越強，進而影響社會穩定、政府行爲與市場預期。保持合理經濟增速目標，不是對數字本身的追求和執着，更重要的是其背後對社會、政府和市場各方面表現和影響的權衡取捨與綜合考量。然而，近年來伴隨着我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經濟結構的調整，GDP 增速與部分關鍵經濟指標的相關性已明顯走弱，強調實現短期增長目標的必要性已有所下降。 

就業方面，總量因素與結構調整共同導致“保就業”對於“保增速”的依賴度有所下降。從總量看，源於經濟規模基數效應、產業結構變化、穩就業政策等影響，近年來我國保證既定就業增長目標所需的經濟增速水平逐年下降。2015 年，單位經濟增速約拉動城鎮新增就業 187.92 萬人，至 2024 年拉動規模已增至252.38 萬人，呈現持續上升態勢，其中受外部衝擊影響經濟增速承壓較大的 2020年和 2022 年，單位經濟增速拉動城鎮新增就業的規模分別高達 506.95 萬人和384.83 萬人。按照 2024 年拉動規模計算，2026 年若需實現城鎮新增就業 1200萬人的預期目標，實際經濟增速僅需 4.75%，若考慮就業拉動能力持續上升的變化趨勢，所需經濟增速水平可能進一步降低。 

從結構看，近年來我國不同產業的就業分佈情況已發生明顯調整。2013 年，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製造業、建築業就業人數佔比分別高達 29.04%和 16.14%，同期與經濟增長關聯度偏低的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就業人數佔比分別爲 9.32%、4.24%和 8.65%，就業分佈的順週期特徵較爲突出。2023年，製造業、建築業就業人數佔比分別降至 21.86%和 10.01%，十年時間分別大幅下降 7.18 個和 6.13 個百分點，同期上述與經濟增長關聯度偏低的三大行業就業人數佔比分別提高 2.54 個、2.63 個和 3.48 個百分點。就業結構的調整使得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隨之改變，就業水平對於經濟增速變化的敏感性有所下降，“保就業”問題對於“保增速”尤其是利用基建投資、房地產調控、工業生產調度等傳統方式穩定經濟增速的依賴度已逐步下降。

基於歷史數據的定量計算結果，同樣證實了前述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相關性弱化的判斷。我們的估算結果顯示，2020 年以前1季度 GDP 增速與城鎮調查失業率之間的相關係數爲-0.68，顯示二者之間高度負相關，即 GDP 增速的提高意味着失業率水平的明顯下降。然而，2020 年以來2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僅爲-0.39，顯示經濟增速與失業率之間的負相關關係顯著弱化。二者散點圖的分佈情況及其線性迴歸方程同樣支持上述判斷，2020 年以前利用線性迴歸方程擬合 GDP 增速與城鎮調查失業率之間的定量關係，擬合優度 R2 爲 0.4557，2020 年以來線性迴歸方程的擬合優度 R2 降至 0.1496，表明二者之間的線性相關關係明顯弱化。

財政收入方面，融資機制與收入結構共同導致“保運轉”對於“保增速”的要求有所降低。從融資機制看，“十四五”時期我國在規範地方政府融資機制方面取得一系列關鍵性突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加速剝離政府融資職能，大量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顯性化，有效降低了系統性金融風險。源於允許地方政府合規舉債、盤活存量資產並通過特殊再融資債券等推動高息債務低息化，地方政府在傳統單純依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土地出讓收入等“流量收入”的基礎上，拓展了債務重組置換、資產證券化等“存量收入”渠道，地方政府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融資方式更加全面豐富，從而對於支撐傳統“流量收入”的經濟增速的依賴性有所下降。 

從收入結構看，地方政府收支由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四本賬”構成，其中前兩項對於經濟增速的變化較爲敏感，後兩項敏感度相對一般。從一般公共預算內部看，其包含稅收收入與非稅收入兩大部分，其中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速高度相關，但非稅收入相關性偏低。近年來，源於財政收支壓力加大、執法力度增強等因素，非稅收入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由 2007 年的 11.1%升至 2024 年的 20.4%，增長近一倍，導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於經濟增速的敏感度有所下降。與此同時，與經濟增速相關度較高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持續萎縮，規模已由 2021 年最高點的 87051 億元降至 2024 年的 48699 億元，降幅高達 44.1%，同樣造成財政收入對於“保增速”的要求有所降低。

基於歷史數據的定量計算結果，同樣證實了前述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之間相關性弱化的判斷。我們的估算結果顯示，2020 年以前3季度 GDP 增速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之間的相關係數爲 0.76，顯示二者之間高度正相關，即 GDP 增速的提高意味着財政收入增速的同步加快。然而，2020 年以來二者之間的相關係數降至 0.61，顯示經濟增速與財政收入增速之間的正相關關係同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股票指數方面，今年以來我國前三季度 GDP 增速分別爲 5.4%、5.2%、4.8%，總體呈現前高後低走勢，進入下半年尤其是 7-8 月份，供需領域主要經濟指標全面轉弱，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然而，同期股票市場表現強勁，2025 年 10 月28 日盤中最高觸及 4010.73 點，爲 2015 年 8 月 18 日以來首次突破 4000 點，2025 年 10 月 30 日盤中最高觸及 4025.70 點，創下近十年來新高。即便是經濟表現明顯偏弱的 7-8 月份，上證綜指指數由 7 月 1 日的 3457.75 點一直升至 8 月29 日的 3857.93 點，漲幅高達 11.6%，且中間鮮有回調，顯示經濟增長與股票指數表現之間出現明顯背離。究其原因，偏弱經濟表現直接拖累市場的作用相對有限，同期樂觀的“經濟敘事”、中美博弈形勢變化以及科技主題發力等因素可能產生更大影響。因此，通過強化短期經濟增長目標以改善股票市場表現，進而提振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信心預期的邏輯並無現實支撐，從預期管理的視角看，我們認爲強調實現短期增長目標的必要性或許並不強烈。

最近兩年多來，通縮問題已成爲我國經濟運行中最爲突出和棘手的問題之一。2022 年 10 月以來 PPI 漲幅已連續 36 個月處在負值區間，同期 CPI 漲幅快速回落並長期處在零值附近。受此影響，企業經營效益逐步承壓，規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虧損企業單位數、虧損企業虧損額等指標長期偏弱；居民面臨預期收入下降、就業壓力上升、資產財富縮水等多重衝擊，對於未來經濟的信心預期總體偏弱；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不敢投資、不願消費等問題愈發突出，導致有效需求整體不足，經濟循環不暢問題有所加劇，“宏觀熱、微觀冷”等現象愈發明顯。   

按照教科書式的宏觀調控思路，解決通縮問題應率先拉動總需求，這意味着要制定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速目標，並根據這個目標去指引投資和消費的預期增速。在我國現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確實是按照上述思路指導短期宏觀調控工作的。在政策制定環節，國家會根據遠景目標制定中長期規劃，並逐年分解進度和任務，基於年度目標的設定，通過目標、改革、項目、資金、評估等機制引導宏觀政策的制定，並根據內外部環境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投資、消費等政策，以實現預期設定目標。在政策執行環節，地方政府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各類政策均需通過地方政府才能直達企業和羣衆，最終形成實物工作量。 

然而，在實際開展經濟調度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最有效的手段一般是投資和工業，而消費、外貿、服務業等源於涉及微觀主體過多，決策分散難以統一引導，調控難度過大、成本過高且往往具有較大不確定性。以 2023 年爲例，爲推動疫後經濟迅速恢復並優化需求結構，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等出臺一系列促消費政策以提振社會總需求，並明確提出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但源於居民收入預期下降、消費行爲改變等因素影響，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速僅爲 3.7%，對於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低於預期，下半年宏觀調控重心逐步向消費與投資並重轉移，2023 年 10 月專門增發 1 萬億元國債以支持災後恢復重建和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的項目建設，推動投資領域儘快形成實物工作量，上述投資領域的調控工作對於穩住 2023 年底和 2024 年上半年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拉投資”是短期調度經濟最核心的手段。我們認爲主要源於三方面因素：一是見效快，大項目、大工程等涉及資金體量大，且政府便於組織引導，通過投資乘數效應，短期之內便能在投資數據上有所體現，同時通過帶動上下游需求、提高有關行業就業人員收入等方式推動新一輪經濟循環的啓動。二是正外部性，在我國鐵路、公路、機場、橋樑等基礎設施尚存較大提升空間的年代，大規模基建類投資不僅能提振短期經濟數據，同時有助於改善我國中長期發展的要素和基礎，輻射帶動沿線地區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三是產業閉環，配合城鎮化的大背景，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助於招商引資工作的開展，同時便於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投資潛力的釋放，並通過稅收、土地出讓收入等方式強化地方財力，綜合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以我國應對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爲例，彼時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誘發系列問題風險，我國迅速出臺一攬子政策舉措，其中安排總額達 4 萬億元的政策資金，重點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工程、重大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社會事業、生態環保建設等領域，配合人民銀行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成爲政策的重中之重。在上述一系列政策的提振之下，我國經濟增速迅速由 2009 年一季度的 6.4%回升至二季度的 8.2%，三季度繼續升至 10.6%，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速的“V 型”反轉，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實現企穩回升，2009 年我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 50%，充分展示了我國宏觀調控的效果和能力。

然而，近年來投資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持續弱化，加之政府財政收支壓力不斷加大，“拉投資”這一傳統核心調控手段的使用變得愈發困難。宏觀經濟分析中，一般以增量資本產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ICOR）衡量固定資產投資的總體效率，其數值表示每增加 1 元 GDP 所需投入的資本金額，一般通過投資增加量／GDP 增加量予以計算。因此，ICOR 的數值越高，意味着單位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投資越多，表明投資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越弱。我們的測算結果顯示，1978-2008 年的很長一段時期，ICOR 始終大體圍繞 2 至 4 的區間進行窄幅震盪，僅個別年份處在區間之外，但近年來 ICOR 迅速上升，2024年已升大幅至 9.97，顯示單位經濟增長所需的投資規模正快速增加，意味着投資效率正顯著趨於弱化。受此影響，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等傳統投資正持續放緩，依託其拉動經濟的難度和成本已明顯加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 年前三季度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僅增長 1.1%，房地產開發投資大幅下降 13.9%，與“十四五”初期相比增速已出現顯著回落，相較於 2008-2009 年期間降幅更是高達 25 個百分點以上。

在依靠傳統“拉投資”手段穩經濟愈發困難的背景下，爲保證短期既定經濟增速目標的實現，地方政府更多依靠另一重要調控手段，即對工業企業尤其是大型工業企業的生產活動進行調度，從而推升短期經濟數據。我國季度經濟增速主要根據生產法進行覈算，即無論產品或服務是否順利銷售，生產出來即可計入短期生產和增長數據。工業企業尤其是大型工業企業規模體量大且數量相對較少，地方政府可通過創造積極條件、加強政策引導等方式影響企業生產排期甚至總體生產計劃的制定，以起到短期調節增長數據的目的。例如，短期經濟下行壓力過大時，地方政府可對企業生產進行調度，增加本季度生產規模或提高全年生產目標，從而在生產端穩住短期經濟數據。我們的估算結果顯示，2020 年以前季度 GDP增速與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之間的相關係數爲 0.93，顯示二者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關係，2020 年以來二者之間相關係數進一步升至 0.97，表明上述正相關關係正在進一步加強。從國家統計局數據中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逐步超越經濟增速並長期處在這一狀態，部分季度偏高幅度達 1 個百分點以上，顯示提振工業增速對於穩定總體經濟增速的重要性正逐步上升。 

然而，工業增加值保持較高增速，意味着工業生產持續維持快速擴張態勢，當下環境下並不利於“內卷式”競爭的綜合整治，同時對於通縮問題，尤其是 PPI漲幅持續爲負的不利局面並不友好。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 年 10 月我國 PPI漲幅由 0.9%降至-1.3%，之後始終處在負值區間並一直持續至今，已持續近三年時間。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更加關注 GDP 增速等實際經濟指標，對於價格等名義經濟指標的重視程度有所不足。然而，無論對於企業經營效益等客觀表現，還是對於市場信心預期等主觀感受，價格指標均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基於歷史數據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速與 PPI 漲幅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關係，PPI 漲幅提速期往往伴隨着工業企業效益的同步改善，一旦經濟處於通貨緊縮階段，工業企業效益往往難以改善甚至面臨持續惡化。

過去幾年，基於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我國維持一個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目標是非常必要的。從國際看，世界變亂交織、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大國博弈更加複雜激烈，美歐等部分西方國家加緊對華經濟遏制和技術打壓，通過加徵關稅、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等方式實施全方位圍堵，烏克蘭危機、伊以衝突等地緣事件亦通過多種方式對國內經濟產生干擾。從國內看，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疤痕效應”顯著影響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和微觀主體行爲，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積累持續推升金融領域風險，並顯著影響地方政府決策行爲，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帶來短期經濟陣痛，新舊動能接續轉換仍面臨不少堵點卡點。在此背景下，我國必須要維持一個不能太低的經濟增速水平，以保證“底線思維”下的經濟運行和債務接續，否則極易誘發系統性風險，對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穩定形成嚴重干擾。這或是去年 9 月份，黨中央果斷出手，推出一攬子政策的關鍵邏輯。 

當前階段，國際和國內形勢均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我們認爲維持較高經濟增速目標的必要性有所下降。從國際看，今年以來中美之間經過多輪博弈，緊張局勢有所緩和，近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韓國釜山成功舉行會晤，會晤結束的當天下午，中國商務部對外詳細介紹了兩國團隊吉隆坡經貿磋商共識，包括美方取消針對中國商品加徵的 10%所謂“芬太尼關稅”，美方暫停實施出口管制 50%穿透性規則一年，中方也暫停實施相關出口管制措施等。可以看到，本輪中美經貿鬥爭之中，面對美方的多輪出擊，我國的應對更加堅決、有效，鬥爭的主動權明顯更強了，抵抗外部衝擊的經驗和能力均有大幅提升。從國內看，一方面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舊動能的佔比越來越小，經濟對於傳統發展模式的依賴程度明顯下降；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爲代表的新動能保持快速增長態勢，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斷上升。在此背景下，短期經濟增速快一些還是慢一些，並不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產生顯著影響，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必要性反而有所上升。可以發現，前文所提及的風險挑戰中，部分領域具有外部強加性、衍生衝擊性和不可預測性，因此聚焦到經濟層面，我們認爲現階段“強”比“大”更重要，“穩”比“快”更重要。 

從“十五五”整體規劃來看，產業發展被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未來幾年的工作重心應放在產業領先和安全建設方面，而非刻意追求短期經濟增速的高低。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其中針對產業方面的部署和安排，相較於二十屆三中全會、二十大及“十四五”規劃而言，在謀篇佈局、着力方向、工作重點等多個方面，均體現出了國家對於“十五五”時期產業發展的高度重視和深謀遠慮，也是本次《建議》相較於歷次五年規劃所呈現出的最大不同之處。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議》說明中明確強調，要抓住這個時間窗口，鞏固拓展優勢、破除瓶頸制約、補強短板弱項，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同時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積極發展新質生產力，在推動科技創新、加快培育新動能、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上取得實質性、突破性進展。我們認爲上述一系列部署和安排充分表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爲更好推動我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結構問題”應重於“總量問題”，“長期問題”應重於“短期問題”。只有這樣，我國才能更加有底氣、有實力、有信心應對來自內外部的各類風險挑戰和不確定性因素，克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中，已將未來十年我國 GDP年均增速底線目標調整至 4.17%，較之前表述有所降低。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前些年市場對實現上述目標普遍維持了一個相對較高的預期增速，部分專家學者同樣對增速目標進行了測算，測算值基本位於 4.5%-5%區間之內。然而，最新出版的《輔導百問》中指出，目前國際上對中等發達國家沒有明確定義，但主要國際組織會在年度報告中列出發達國家（地區）名單。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名單應用較廣，主要是依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人類發展指數（HDI，綜合衡量人均國民總收人、人均預期壽命、受教育年限）等確定。2020 年IMF 認定的發達國家（地區）有 39 個，人均 GDP 普遍超過 2 萬美元，人均 GDP最低的希臘爲 1.76 萬美元。2024 年 IMF 認定的發達國家（地區）有 41 個,部分新進入國家人均 GDP 超過 2.5 萬美元，人均 GDP 最低的拉脫維亞爲 2.34 萬美元。大家普遍認爲，應當按 2020 年提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時的標準，將人均GDP 超過發達國家門檻（2 萬美元以上）、實現 2035 年人均 GDP 比 2020 年翻一番（2020 年不變價）作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衡量標準。按此標準倒算，考慮總人口預計到 2035 年將年均減少 0.20%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GDP 需要年均增長 4.17%。可以發現，上述關於 2035 年前年均增速底線目標的最新官方表述，較之前已有所降低，這意味着未來一段時期對於單純經濟增速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下降，產業發展、結構優化、安全建設等議題將被置於更加重要的位置。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適度淡化短期經濟增速目標，把工作重心放在產業發展層面。探索構建產業發展導向的宏觀政策體系，推動財政政策從“總量刺激”轉向“精準滴灌”，通過產業引導基金、稅收優惠政策等方式，引導財政資金重點投向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等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領域，以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製造等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動貨幣金融政策引導社會資金“脫虛向實”，構建“產業鏈金融”支持體系，深化科創板、創業板改革，暢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上市、再融資和併購重組渠道。建立以產業發展質量爲核心的政績考覈體系，淡化對地方經濟增速的考覈權重，大幅增加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比、“專精特新”企業數量、全社會研發投入強度等產業發展指標的考覈權重。 

二是集中精力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減少對於經濟的扭曲效應。2024 年 9月“150 號文”出臺，明確提出城投公司退“35 號文名單”的時限不晚於 2027 年6 月末，這一要求意味着地方政府化債工作的緊迫性進一步上升，明年預計將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疊加現階段地方“三保”支出剛性和前期債務還本付息壓力，明年債務問題對於地方政府決策行爲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投資下滑、通縮問題加劇等扭曲效應可能更加突出。爲此，建議設立常態化、制度化的債務置換與重組機制，繼續發行一定規模的特殊再融資債券，加大地方政府高成本債務置換力度，對於確有困難的地區，引入 AMC 等第三方機構，按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對債務進行重組、展期甚至折價清償。引導地方政府將手中持有的能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如收費公路、水務、停車場等）進行證券化，大力推進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的發展。對債務風險極高的地區，由上級政府介入，實施嚴格的“財政重整”計劃，大幅壓縮非必要開支。 

三是適應基建、房地產等傳統投資佔比下降的新常態，引導更多資源“投資於人”。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同比下降 0.5%，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僅增長 1.1%，增速較上年同期和上年末均出現大幅回落，在廣義赤字擴大 2.9萬億元的背景下投資增速仍明顯不及預期，顯示基建、房地產等傳統投資的邊際拉動效應持續弱化，若繼續沿用原有投資模式，明年實現相似增長目標預計將需要更高政策成本。爲此，建議將更多資源“投資於人”，提升全體居民的知識技能、身心健康、創新能力等。強化基礎教育質量與公平，引導教育資源向農村、偏遠地區傾斜，增加對高校基礎學科、交叉學科和未來技術領域的投入，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行“技能賬戶”制度。在實現醫保廣覆蓋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報銷目錄，將更多創新藥、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服務納入保障範圍，降低個人自付比例；加快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縮小城鄉、地域差距；將更多靈活就業人員納入保障體系。將“人力資本投資”作爲財政支出的優先方向，設定明確的支出比例目標（如教育、醫療、社保支出佔 GDP 的比重），並建立考覈機制；改革地方政府考覈體系，將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健康狀況、學生平均教育質量等“人的發展”指標作爲核心考覈內容。 

四是促消費與促生育政策統籌考慮，多措並舉改善需求結構。去年以來，“兩新”政策尤其是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有力提振了汽車、家電、家裝等部分品類的消費，但耐用消費品的更新週期較長，政策持續性有待觀察，且對未來消費具有一定“透支效應”，政策的階段性特徵較爲突出。事實上，人口規模由增轉降是近年來我國消費表現持續疲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較於以舊換新等短期政策，促進人口增長對於促消費而言更具長期性、根本性，應統籌予以考量。爲此，建議建立普惠與精準相結合的“育兒津貼”制度，爲所有符合條件的家庭（無需收入調查）發放每月固定金額的育兒津貼，直至孩子達到一定年齡；對低收入、多子女家庭提供額外、更高額度的育兒補貼，確保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實施大幅度的“育兒稅收抵扣”政策，提高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中“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和“子女教育”的扣除標準，並允許跨年份結轉或對達不到起徵點的家庭實行“退稅”。打造“普惠、可及、優質”的 0-3 歲托育服務體系，通過新建、改擴建等方式，大幅增加公立和普惠性托育學位供給。剷除住房、教育、醫療等抑制消費和生育的“三座大山”，在多子女家庭申請保障性租賃住房、共有產權房時，給予優先權或更高的積分權重；對養育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一次性購房補貼，或提供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和利率優惠。強力推進教育均衡化，優化師資配置，縮小校際差距；規範校外培訓市場，在“雙減”基礎上，將政策重點轉向爲學生提供豐富的課後非學科類素質教育活動，滿足多樣化需求。 

五是給予地方政府充足耐心及政策支持，鼓勵探索有益經驗做法。近年來，杭州“六小龍”的成功出圈、合肥模式的傳播和複製，已充分證明給予地方政府充足的耐心及政策支持，其便可以依託自身對於當地資源稟賦、產業生態、比較優勢等方面的熟悉和理解，因地制宜探索出適合當地發展的路徑和模式。爲此，建議引導地方加速由“土地財政”向“股權財政”轉型，擺脫傳統發展路徑約束，積極轉變政府角色職能。創新財政金融支持工具，構建覆蓋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政府引導基金”體系，積極學習杭州、深圳等先進地區經驗，形成“投資—增值—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探索“國資引領—項目落地—股權退出”的閉環模式，地方國資平臺直接參與重大產業項目投資，通過協議退出、二級市場減持等方式，在項目成功落地、企業成長後實現國有資本增值和循環利用。主動規劃並開放“城市應用場景”，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務、重大工程建設等領域，爲人工智能、物聯網、新能源等新技術提供“首臺套”應用場景。建設“共性技術研發平臺”，政府牽頭，聯合龍頭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面向特定產業的工業研究院、製造業創新中心等非營利性共性技術平臺。實施“以投帶引”的人才政策，打造“熱帶雨林式”的創新生態，大力發展衆創空間、孵化器等，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