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視野】趙建：戰略定力

趙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長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今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較早召開，提出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的總思路，明確內需主導，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大逆週期、跨週期調控力度，加強“四穩”，民生爲大。與前兩年強調“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等並推出一些具體的政策安排相比，今年12月的會議顯得更加從從容容、遊刃有餘，保持了最近兩年難得的戰略定力。

會議當天明顯提振了市場，A股迎來了久違的強勁上漲，特別是創業板，當日漲幅達到2.6%。今年下半年以來，政策進入了罕見的平靜期，與今年上半年全面加力、全面出擊的政策氛圍形成鮮明的對比。隨着政策退坡，房地產週期性加速出清，經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很多數據的調整幅度最近三五年都前所未有。然而面對這樣的形勢，決策層仍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戰略定力”，近兩個季度幾乎“按兵不動”。本次會議繼續保持定力。這在最近三年是比較罕見的，因爲2023、2024的同期，是財政、貨幣、股市等一系列政策集中發力的時候。

對於政策端如此大的“戰略定力”，很多人不理解。然而從政策的目標函數與約束條件來看，這又非常符合邏輯：第一，上半年GDP增長率5.3%，一到三季度5.2%，超額完成了任務，沒有必要再出大招；第二，政策子彈上半年透支了六七成，約束條件不允許再出臺更大的刺激舉措，畢竟當前財政資源並不寬裕；第三，經濟、金融、社會運行平穩，科技攻關捷報頻傳，股市牛市持續，市值大幅回升。雖然有一些問題和負面聲音發出，但不足以影響全局。高層關心的是全局，算的是政治賬。

最終還是取決於高層對房地產的態度。下半年以來經濟的巨大變數，主要原因就是房地產在加速出清。對於房地產，過去是用來逆週期調節的重要手段，可以說是解決通縮問題的“王牌”。今天，伴隨着城市化尾聲，人口老齡化加劇，繼續用房地產救經濟的路子已經很難再走通。按照人口經濟學原理，隨着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供給的缺口需要用前期積累的資本效率的提升來彌補。今天中國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思路就是希望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生產率提高帶來的供給效率提升，來彌補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供給缺口。

然而由於房地產調整太快，導致短期在總量上出現了較大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年輕勞動力這幾年仍然較多，就業成爲民生第一難題。另一方面，房地產轉型陣痛壓制了市場預期，打壓了人們的信心。物價長期低位運行，實際利率偏高，現金價值較高，經濟出現了“高儲蓄+低消費”、“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失衡問題。當然，內部失衡通過外部校準，出現了“全球都在通脹，只有中國保持物價穩定”的背離現象。可以說，中國物價穩定爲全球的通脹注入了“穩定性和確定性”。沒有中國充足的產能冗餘，今天全球大通脹的世界難題可能會更加嚴重。當然，中國自己付出了內需不足的代價，也由於向全球輸出大量廉價產能而遭遇貿易戰，因此本次會議罕見提到“加強國際經貿鬥爭”！

戰略定力體現的是國家的治理自信，決策層代表的是國家意志。自二十大後進入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發展思路以來，不走房地產救經濟的“老路”，不走地方債務大放水刺激經濟的“邪路”，似乎已經成爲決策層的共識。通過短期保持戰略定力，跨越週期贏得長期的高質量發展，以培育新質生產力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這是二十大以來的基本發展理念。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短期政策不重要，但短期政策只用來救急，即當發生重大沖擊和影響到系統性穩定的重大事件後，纔會果斷用“猛藥”、“電擊”。比如去年的“924”的股市救市、今年四月特朗普關稅戰後的降準降息、兩重兩新等。

對市場來說，特別是短期的市場走勢來說，“戰略定力”往往意味着短期內出臺刺激政策的概率降低了。市場更喜歡的是降息、降準，大寬鬆、大刺激、大放水等“通脹導向型”的、帶有驚喜的政策手段。實際上，在當前深度轉型階段，市場信心不足，預期比較孱弱，經濟的平穩運行越來越依靠政策的“藥效”來刺激。藥一旦停下來，經濟和市場就可能會出現變盤。因爲當前經濟形勢比較特殊，當前是中國最爲關鍵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很多領域處於市場失靈狀態，需要政府的“積極有爲”來彌補市場失衡之下的有效性不足。

因此也不應對刺激性政策過多詬病，一切看形勢所需，宏觀逆週期管理本身就是現代經濟的一部分。最近三十年全球經濟史表明，越是發達的經濟體，經濟運行越精緻複雜，越離不開科學的宏觀管理。看看現在的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等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對金融市場和經濟體系的運行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作用。當然，作爲市場經濟體系，微觀上肯定是要充分的放權、搞活，但是要在宏觀上管理好債務、貨幣、流動性與系統性風險。因爲，在一個複雜經濟體系裏，微觀個體的理性，往往會集合成宏觀總體的非理性。這是進行宏觀管理的理論基礎，也是“有爲政府”提出的理論依據。

決策層，特別是最高決策層，與市場的想法經常不一樣。市場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賺錢（利潤最大化），但是決策層要講政治、講大局、看全局。而政策，作爲一種政府調控手段，嚴格意義來說，主要講的是理性和科學，比如目標、路徑、節奏、力度、時機、預期管理與溝通機制等等。政策當然要講政治，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主要還是要講科學。政策的科學基礎是系統論、控制論與運籌學等。從系統論角度，保持戰略定力以跨週期，從控制論角度，遇到形勢危急之時，“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能拖拖拉拉，貽誤戰機。

在動態經濟學的框架內，短期政策都是一種“脈衝”。只要不可長期持續，早晚會出現“退坡效應”，除非政策的脈衝引起了結構性的變化，加快了市場內生的再平衡，然後當政策退出後實現了新的均衡。比如去年金融市場的924政策組合拳，直接脈衝出來一個牛市，幫助資本市場率先走出了“通縮”，即使政策部分退坡，市場的熱情已經起來了，牛市也不會立即結束。但今年上半年集中推出的“兩重兩新”，下半年脈衝之後的退坡效應就比較明顯。

根據政策運行的基本原理，很多總量型的刺激政策如果不能持續使用，就要想好退出時出現的各種擾動。很多情況下，政策本身就是一種衝擊，帶來經濟的不穩定，這是政策出臺之前就需要考慮好的。就像用藥之前需要考慮好副作用的風險，但也不能因爲藥有副作用就不用。2021年房地產的“三條紅線”，拉開了中國經濟高質量轉型的大幕，從此也就再也無法回頭。當市場熱切期盼年底的政治局會議會在房地產領域出大招的時候，但政策層對房地產卻隻字未提。或許在政策層看來，今天的房地產政策已經夠給力——歷史最低的房貸首付和房貸利率，剩下的就看新質生產力的力量，看經濟回暖和內需主導的內生力量，看新的供需關係醞釀的週期性力量，看大國規模經濟的自我修復力量。當然，具體的政策，還要看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們應該有所期待。

本次會議的另一個事項是審議《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條例》，法治化是比政策更高維度的治理方略，法律是長期的制度供給，不像短期政策容易造成擾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過法治化，讓經濟主體有明確穩定的預期和安全感，纔是政策保持戰略定力的底氣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