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志恆、馬家進、孫文婷(羅志恆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摘要
在全球經濟復甦不均、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尤其是美國對華加徵高額關稅的多重壓力下,市場在年初普遍預期2025年中國出口將面臨較大壓力。然而,事實與預期出現明顯背離:儘管中國對美直接出口出現顯著下滑,但整體出口增速卻不降反升。1—10月中國出口累計同比增長5.3%,10月出口當月同比下降1.1%,主要因爲去年同期高基數與今年10月工作日減少,並未改變前三季度出口整體向好的基本面。考慮到美國4月以來整體進口增速便顯著放緩,中國出口高增顯然難以簡單歸因於對美“搶出口”或“搶轉口”帶來的短期波動。中國出口韌性從何而來?還能持續多久?(由於出口分項數據公佈存在時滯,本文分析將主要採用前三季度的數據。)
一、中國出口韌性的來源:市場多元化與商品結構升級
今年以來,中國出口維持中高速增長,展現出超市場預期的強大韌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出口總額同比增長6.1%,爲近三年來同期最高水平。
(一)從出口市場看:對非美市場出口高增,尤其是非洲、東盟等新興市場快速增長,有效對沖對美出口下滑
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場中,中國僅對美國、俄羅斯、韓國的出口同比錄得負增長。其中,對美出口受貿易摩擦衝擊,同比下降16.9%,拖累整體出口2.4個百分點;對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國內經濟疲軟及去年同期高基數影響;對韓出口同比下降0.3%,與韓國自身經濟動力不足有關。與此同時,對非洲、東盟、印度、英國、歐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場出口同比均實現顯著增長,增速分別爲28.3%、14.7%、12.9%、8.7%、8.2%、6.9%和5.1%,合計拉動總體出口增長約6.3個百分點。
一方面,歐洲需求復甦與新興市場加速推進工業化爲中國出口創造了有利條件。2025年1—8月,歐盟進口(以歐元計價)累計同比增長4%,扭轉了過去兩年的負增長態勢,其中,自中國進口同比增長9.4%;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對東盟7個主要成員國(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出口的機電產品和車輛等運輸設備同比分別增長28.3%和42.7%,成爲支撐對東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動力。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主要貿易伙伴自中國進口占其整體進口比重顯著上升。例如,2025年1—8月,歐盟、印度、巴西、馬來西亞和南非自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比重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1.1個百分點、1.4個百分點、2.1個百分點、1.5個百分點和0.4個百分點。
(二)從商品看:消費品出口受貿易摩擦和其他經濟體競爭而承壓,但中間品和資本品受新增需求拉動,支撐整體出口增長
中間品和資本品已成爲拉動中國整體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2025年前三季度,零部件、半成品、原材料等中間品出口同比增長10.2%,拉動整體出口4.7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設備等資本品出口同比增長6.9%,拉動整體出口1.4個百分點。相較之下,消費品(包括跨境電商商品)出口同比僅增長0.2%,拉動整體出口約0.1個百分點。
消費品出口承壓,主要源於低端製造環節向東盟、印度等低成本經濟體轉移以及持續的貿易摩擦。2025年1—7月,美國自中國進口智能手機佔自全球進口比重降至41.1%,較上年同期下降34個百分點;印度則首次成爲美國最大手機進口來源國,佔比升至45.4%,較上年同期上升27.4個百分點。儘管如此,全球主要經濟體需求持續增長,中國消費品出口仍憑藉成本和品質優勢保持相當韌性。
中間品和資本品快速增長,主因產業鏈承接地和“出海”的中國企業,仍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關鍵設備和核心原材料。2017—2024年,中國對東盟和拉美出口中間品年均增速分別高達11.6%和11.8%,佔對其出口的比重分別上升2.3和1.4個百分點至54.6%和45.9%。
二、中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貿易關係面臨重塑
中國出口結構的轉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與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關係:
(一)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中國對其出口承壓,但高附加值的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仍有空間
中國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關係,正由過去的互補爲主,逐步轉向“互補與競爭並存”的新格局,貿易摩擦和產業競爭對雙邊貿易形成持續壓力。2017—2024年,中國對美歐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從35.4%降至29.1%。
預計未來,中國對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增速和佔比,可能難以回到過去的高位水平。但中國憑藉在新能源汽車、機械設備、集成電路及關鍵零部件等高技術領域的競爭力持續增強,部分高附加值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出口仍有望實現逆勢增長。
(二)東盟等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對其出口持續增長,但面臨潛在的貿易摩擦風險和消費品出口份額替代壓力
東盟、墨西哥等發展中經濟體自華進口快速增長,東盟已取代歐盟和美國,成爲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國對東盟出口持續保持較快增長,有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
隨着這些發展中經濟體制造業能力提升和本地產業鏈逐步完善,它們生產的部分消費品正逐步替代中國原有的市場份額,與此同時,由於其上游關鍵零部件和設備仍需依賴進口,這一過程反而帶動了對中國中間品和資本品的持續需求。中國針織服裝出口占全球針織服裝出口的比重從2013年峯值的42.0%下降11.2個百分點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國和越南的份額分別上升6個百分點和2.6個百分點。但2021年越南紡織服裝業的出口總額中,約有25%的增加值歸屬於產業鏈上游的中國。
展望未來,隨着東盟、墨西哥等經濟體推動製造業向更高端環節延伸,對中國關鍵中間品和資本品的進口需求有望進一步提升,從而支撐中國對其出口持續增長。但同時,中國也需正視部分消費品份額可能被替代,以及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性。
(三)非洲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出口增長與產業延伸的新支點
以非洲爲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成爲中國出口增長的關鍵動力來源。2017—2024年,中國對非洲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從4.2%升至5%。非洲正處於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初步成型爲特徵的“進口建設期”,其資本品進口需求仍處於高速增長階段。2021—2024年,中國對非洲出口資本品的年均增速達18.4%。
未來,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需求潛力將持續釋放。隨着工業化進程加快,它們將由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向產業體系初步完善階段過渡。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帶動居民收入提高,家電、日用品等消費品需求也將快速上升。
三、展望與建議
展望未來,中國出口將進入一個高質量的穩健增長階段。歷史經驗表明,德國和日本在經歷貿易摩擦或低端產業外遷後,均依託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使出口增速中樞保持在3%—4%的穩定區間。相比之下,中國憑藉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巨大的升級潛力,預計未來出口增速中樞有望維持在4%—5%左右。
面對東盟等發展中經濟體逐步形成本地化生產能力、對中間品進口需求可能趨緩,以及與發達經濟體產業重疊加深所帶來的貿易摩擦風險,中國該如何應對?
一是加快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形成中國產業鏈向上向新升級的良好態勢,同時大力發展服務業應對經濟結構轉換帶來的就業壓力。其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關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薄弱環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其二,進一步鼓勵和支持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其三,大力發展服務業,充分利用現代服務業吸納勞動力,緩解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就業壓力。
二是通過系列改革形成強大的內需市場,逐步從出口導向和外需依賴轉向內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強大的內循環和相互促進的內外循環。
三是推動企業穩步、有序、有條件出海,明確劃定關鍵核心技術等相關產業留在國內的範圍清單,維護經濟安全和就業相對穩定。通過建立完善的出海風險評估與政策協調機制,防止過快的產能轉移造成國內產業鏈空心化或出口波動,確保“走出去”與“穩出口”相互促進、協同發展。
四是完善企業出海服務體系。通過強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務等方式,爲中國出口企業和“出海”企業提供全方位保障,爲其在全球市場競爭中保駕護航。
五是深化雙邊與多邊經貿合作。通過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及區域合作機制,積極推動互利共贏的貿易關係,在擴大合作中減少摩擦、在共同發展中化解分歧。
風險提示: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目錄
一、中國出口的超預期韌性
正文

中國出口份額或將進一步增長。中國出口增速雖低於越南,但顯著高於韓國、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經濟體。2025年前三季度,韓國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別增長2.3%和2.5%,明顯低於中國;越南雖以16%的高增速領先,但由於出口基數較小,對全球貿易總量影響有限。綜合來看,預計2025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份額將繼續提升,繼續鞏固其在全球出口競爭格局中的相對優勢。

針對中國出口超預期的表現,此前有觀點將其歸因於上半年的“搶出口”“搶轉口”效應,即企業爲規避美國關稅政策而提前發貨,造成的階段性出口衝高,但這種解釋缺乏充分支撐。一方面,若出口高增主要由“搶出口”驅動,增長應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來美國進口同比增速便明顯回落,6月更是由正轉負,而中國出口在三季度仍維持較快增長。另一方面,出口高增的動能並非來自美國市場,也並未主要集中在以東盟爲代表的轉口貿易中樞,而是體現在對東盟、歐盟、非洲、拉美等多個市場的同步擴張。由此可見,中國出口的韌性不應被視爲階段性波動現象,而是由長期增長動力結構性重塑所驅動的。

二、中國出口韌性的來源:市場多元化與商品結構升級
(一)從出口市場看:非美市場出口高增,對沖對美出口下滑
儘管中國對美出口持續下滑,對總體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對多數非美市場的出口均保持較快增長,從而對整體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撐。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場中,中國僅對美國、俄羅斯、韓國的出口同比錄得負增長。其中,對美出口受貿易摩擦衝擊,同比下降16.9%,拖累整體出口2.4個百分點;對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國內經濟疲軟及去年同期高基數影響;對韓出口同比下降0.3%,與韓國自身經濟動力不足有關。與此同時,對非洲、東盟、印度、英國、歐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場出口同比均實現顯著增長,增速分別爲28.3%、14.7%、12.9%、8.7%、8.2%、6.9%和5.1%,合計拉動總體出口增長約6.3個百分點。



一方面,歐洲需求復甦與新興市場加速推進工業化爲中國出口創造了有利的市場條件。歐盟經濟逐步走出低谷,進口需求隨之回升。2025年1—8月,歐盟進口(以歐元計價)累計同比增長4%,扭轉了過去兩年的負增長態勢;其中,歐盟自中國進口同比增長9.4%。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拉動了相關設備與零部件的進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興市場製造業PMI連續4個月處於擴張區間。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對東盟7個主要成員國(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出口的機電產品和車輛等運輸設備同比分別增長28.3%和42.7%,成爲支撐對東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動力;2025年1—8月,中國對非洲出口的船舶、車輛設備、機械器具同比分別增長80.1%、55.4%和32.1%,均高於對其整體出口增速。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推動主要貿易伙伴自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比重顯著上升。對於歐盟等發達市場,2025年1—8月,歐盟自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比重升至21.9%,較上年同期提高1.1個百分點;對於新興市場,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馬來西亞和南非自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比重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1.4個百分點、2.1個百分點、1.5個百分點和0.4個百分點。
得益於新興市場的崛起,中國對美依賴度持續下降,這使得對美出口下滑對整體出口的拖累效應明顯減弱。美國仍是中國重要的出口市場,但中國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已較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時期顯著下降。2018—2024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佔整體出口比重從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進一步降至11.4%。隨着中國出口重心從傳統發達經濟體向新興市場加速轉移,對美出口下滑對中國整體出口的拖累程度較上一輪貿易摩擦時期明顯減弱。
(二)從商品看:消費品出口承壓、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高增支撐整體出口
在分析出口結構變化時,通常依據商品在生產過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環節位置,將出口商品分爲中間品、資本品和消費品三大類。中間品是生產其他產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體現一個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配套與供給能力;資本品是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設備、機械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消費品則是面向終端市場的最終產品,更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結構中,中間品和資本品比重上升、消費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視爲“結構升級”的體現,這反映出口從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環節向高附加值、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環節轉移。
由於部分跨境電商包裹在混裝或簡化申報時使用未分類商品編碼出口,且這些包裹主要包含服裝、家居、小家電及電子配件等終端消費品,因此將此類未分類商品(主要來自跨境電商包裹)歸入消費品類別。
出口的商品結構顯著升級。2017—2024年,中間品出口佔總出口比重從41.7%升至45.4%,提高3.7個百分點;資本品出口佔比從21.2%降至20%,回落1.2個百分點;消費品出口佔比從37.2%降至34.6%,回落2.6個百分點。2025年前三季度,中間品出口佔比進一步提升至47.4%,消費品佔比降至32.5%。

中間品和資本品已成爲拉動整體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消費品出口承壓。2025年前三季度,中間品出口同比增長10.2%,顯著高於2024年全年的5.1%,拉動整體出口4.7個百分點;資本品出口同比增長6.9%,雖低於上年的11.1%,仍拉動整體出口1.4個百分點。相較之下,消費品出口同比僅增長0.2%,拉動整體出口約0.1個百分點,主要受跨境電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撐,剔除跨境電商商品後,消費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體出口0.8個百分點。

消費品出口承壓,主要源於低端製造環節向東盟、印度等低成本經濟體轉移以及持續的貿易摩擦。一方面,美國對華加徵關稅抬升出口成本,消費品由於可替代性強、需求彈性高,受衝擊較大。2025年前三季度,傢俱、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別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隨着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向東盟、印度等低成本經濟體轉移,中國在部分低端消費品領域的產能與市場份額被取代。消費電子產業鏈尤爲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手機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國自中國進口智能手機佔自全球進口比重降至41.1%,較上年同期下降34個百分點;印度則首次成爲美國最大手機進口來源國,佔比升至45.4%。儘管面臨上述壓力,由於全球主要經濟體需求持續增長,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貿易同比增長4.9%,中國消費品出口仍憑藉成本和品質優勢保持相當韌性。
“出海”企業依賴從中國進口關鍵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帶動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增長。部分中低端產業因成本上升及貿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經濟體轉移。同時,爲開拓海外市場,中國企業選擇在當地投資建廠。然而,由於中國在關鍵零部件、機械設備及原材料領域具備技術與規模優勢,即使低端環節轉移,海外企業仍高度依賴中國的產業鏈上游,從而帶動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增長。2017—2024年,中國對東盟和拉美出口中間品年均增速分別高達11.6%和11.8%,佔對其出口的比重分別提升至54.6%和45.9%。其中,東盟憑藉與中國產業鏈的高度互補,成爲製造環節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國對東盟中間品出口佔對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與此同時,國內產業鏈加快向中高端升級。2017—2024年,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上工業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術產品出口持續增長,汽車、船舶和集成電路出口同比分別增長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資本品和中間品成爲出口主力,顯著增強了外貿穩定性與競爭力。
三、中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貿易關係面臨重塑
中國出口結構的轉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與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關係:
對處於高端環節的美歐發達經濟體,中國在高技術製造業的競爭力提升,正對其傳統優勢產業形成衝擊。
對處於中端環節的東盟、墨西哥等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產業鏈的外溢效應強化了區域分工合作,但隨着這些經濟體本地製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緣政治摩擦加劇,它們將尋求從承接加工向研發、設計等高附加值環節延伸,以期在區域供應鏈中扮演更主動角色。
對仍處於價值鏈低端環節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向其輸出的中低端裝備與基礎工業產能有效契合當地的工業化需求。
(一)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中國對其出口承壓,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仍有空間
中國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關係,正由過去的互補爲主,逐步轉向“互補與競爭並存”的新格局,貿易摩擦和產業競爭對雙邊貿易形成持續壓力。在中國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爲主的階段,中國商品與歐美消費市場形成高度互補關係,美國和歐盟長期穩居中國出口前兩大市場,對兩國出口佔總出口比重一度達40%。隨着中國在新能源汽車、機械設備、關鍵零部件等高技術領域競爭力提升,美歐爲保護本地產業利益,對華採取政策性貿易摩擦和產業保護措施。2024年,中國對美歐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儘管美歐通過貿易保護措施干預正常貿易活動,但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與全球分工的大勢。2017—2024年,中國對美歐出口的中間品佔對其總出口的比重分別上升1.6和5.4個百分點,資本品和消費品比重相對回落。
預計未來,中國對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增速和佔比,可能難以回到過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仍有空間。一方面,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的競爭力持續增強,高附加值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勢增長,並進一步提升中國關鍵零部件在發達經濟體供應鏈中的滲透率;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因可替代性強、價格敏感,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衝擊。若美國強行推動與中國“脫鉤斷鏈”,中國對美出口可能繼續承壓。
(二)東盟、墨西哥等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對其出口持續增長
對東盟、墨西哥等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受益於中國產業鏈的外溢效應與本地消費能力的增強,自華進口快速增長,東盟已取代歐盟和美國成爲中國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國對東盟出口持續保持較快增長,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國對墨西哥出口佔整體出口比重從1.6%升至2.5%。從商品結構看,中國對東盟出口的中間品、資本品和消費品佔中國同類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顯著提高,分別上升4.1、3.7和3.4個百分點。
隨着這些發展中經濟體制造業能力提升和本地產業鏈逐步完善,其生產的部分消費品正逐步替代中國原有的市場份額。以紡織服裝產業爲例,中國針織服裝出口占全球針織服裝出口的比重從2013年峯值的42.0%下降11.2個百分點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國和越南的份額分別上升6個百分點和2.6個百分點。
然而,承接產業轉移的發展中經濟體對中國相關產業鏈上游的中間品和資本品的需求持續增加。根據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實驗室(UIBE GVC),中國是越南紡織服裝業出口中最大的國外增加值(FVA)來源國,2015—2021年,中國在越南紡織服裝業FVA中的佔比從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紡織服裝業的出口總額中,約有25%的增加值歸屬於產業鏈上游的中國。

東盟、墨西哥等發展中經濟體正尋求由加工組裝環節向更高端製造領域延伸,未來對中國高附加值商品和關鍵中間品的進口需求有望進一步提升,支撐中國對其出口持續增長。一方面,美國推行“轉運稅”政策,將削弱東盟、墨西哥作爲傳統轉口貿易樞紐的避稅功能。由於“轉運行爲”的界定較爲模糊,即使僅在東盟、墨西哥進行簡單組裝或貼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視爲轉運貿易而被徵稅。這一政策將迫使企業在“撤離”或“加大投資”之間做出選擇,或推動部分企業加快在東盟、墨西哥佈局中上游產業鏈。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出於產業升級與製造業本地化的考量,出臺稅收優惠和產業激勵政策,吸引高附加值製造業投資,推動本國製造業由簡單加工環節向研發、設計和整機制造等更高層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出口增長與產業延伸的新支點
以非洲爲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成爲中國出口的重要增長市場,對非洲出口的商品結構正在由以消費品爲主轉向以資本品和中間品爲主。總量上,2017—2024年,中國對非洲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從4.2%升至5%,顯示非洲在中國出口版圖中的地位持續提升。在中國對非洲出口結構中,資本品和中間品比重顯著上升,資本品佔比由17.4%升至24%,上升6.6個百分點;消費品佔比則由34.1%降至28%,下降6.1個百分點。過去中國對非洲出口以紡織、家電、日用品等消費品爲主,當前則以挖掘機、油船、運輸船、貨車、牽引掛車等工業機械設備出口爲主,主要得益於中國早期在非洲的投資佈局。通過產能合作、工業園區共建及基建項目援助,中國深度參與非洲工業化進程,並在製造業初期階段展現出顯著的比較優勢。2017—2024年,非洲整體進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維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國進口的比重卻顯著提升,佔非洲總進口的比重上升6個百分點至21.6%。
從全球對比看,非洲正處於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初步成型爲特徵的“進口建設期”。一般而言,產業鏈建設遵循“直接投資建廠—帶動資本品進口—形成中間品穩定流動”的路徑。東盟和拉美的資本品進口高峰期出現在2010年前後,近年來隨着本地產業配套能力提升,資本品進口增速持續放緩,反映其已逐步進入“本地化生產階段”,對外部裝備依賴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資本品進口需求仍處於高速增長階段,2021—2024年,中國對非洲出口資本品的年均增速達18.4%。

展望未來,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需求潛力有望持續釋放。隨着新興市場經濟體工業化進程加快,當地產業將從基礎設施建設階段逐步過渡到產業體系初步完善階段,對機械設備、電力裝備、交通運輸工具等資本品的需求仍將持續擴張,對零部件、電子元件、金屬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間品的進口需求也將隨之上升。與此同時,隨着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當地人民的消費能力將不斷增強,家電、手機、日用品等消費品需求也將快速增長。
四、展望與建議
(一)展望未來,中國出口將進入一個高質量的穩健增長階段
儘管對美出口面臨下行壓力,但通過對歐盟等發達市場的深耕,以及產業鏈適度轉移帶動中間品和資本品對新興市場的出口擴張,中國出口的穩定性和韌性將不斷增強。因此,若僅以中美貿易關係來判斷中國出口前景,可能產生誤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動會高估風險,卻忽視了由結構優化、新興市場崛起和企業出海所構築的長期韌性。
歷史經驗表明,德國和日本也曾經歷相似的出口增長階段轉換:在20世紀70—80年代,兩國出口均呈現高速增長;隨後,因面臨貿易摩擦加劇、低成本優勢減弱與部分低端產業外遷等挑戰,出口增速出現明顯回落;面對壓力,兩國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革新,逐步將出口驅動模式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進入21世紀後,兩國出口增速中樞逐步趨穩,維持在3%—4%區間。對於中國,得益於製造業體系更爲完整、升級潛力更大,且高附加值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仍有顯著增長空間;疊加出口市場日趨多元,形成了“發達經濟體基本盤穩固、新興經濟體快速擴張”的韌性格局,預計中國未來出口增速中樞將略高於德國和日本,維持在4%—5%左右。
但風險亦不容忽視。一方面,隨着全球新一輪產業鏈轉移深入,東盟、墨西哥等發展中經濟體將逐步形成本地化生產能力,對中國中間品的進口需求可能出現邊際回落,從而對中國出口形成壓力。然而,全球產業鏈重構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簡單、快速的“去中國化”進程並不現實。憑藉完整的產業體系、工程師紅利、以及高效協同的配套產業鏈集聚效應,中國仍將是全球製造業網絡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樞紐。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競爭力不斷提升並加快向中高端升級,與發達經濟體在機械裝備、造船、電子信息等領域的產業重疊度上升,將形成一定競爭壓力,或加劇貿易摩擦風險。
(二)政策建議
一是加快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形成中國產業鏈向上向新升級的良好態勢,同時大力發展服務業應對經濟結構轉換帶來的就業壓力。其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關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薄弱環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充分發揮新型舉國攻關體制,在政府統籌引導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難題。鼓勵民營企業發揮創新主體的作用,激發民企的創新活力。其二,進一步鼓勵和支持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傳統產業是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底,不能當成低端產能簡單退出,也不能放任傳統產業過快遷出。通過擴大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適用範圍與規模,對工業企業節能環保、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稅收減免,並降低稅收優惠政策的申領門檻,支持傳統制造業企業參與高新技術企業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評定,實現技術升級與結構優化。其三,大力發展服務業,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應對經濟結構轉換帶來的就業壓力。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必然帶來就業結構的調整,因此必須將穩就業置於更加突出的位置。應大力發展服務業,充分利用現代服務業吸納勞動力,緩解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就業壓力。同時通過職業培訓和技能提升,提高勞動力適應新興產業和高附加值崗位的能力,實現就業與產業升級的協同發展。
二是通過系列改革形成強大的內需市場,逐步從出口導向和外需依賴轉向內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強大的內循環和相互促進的內外循環。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但人均消費支出金額和消費率均遠低於美國,全方位擴大內需尤其是補齊消費短板顯得更加緊迫。其一,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真正破題,主要通過國企上繳財政並轉移支付給居民、鼓勵企業提高工資、上市公司加大分紅力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等方式實現,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其二,儘快加大國資上繳財政比例並專項用於社保體系建設,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其三,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繼續提高育兒補貼發放標準,將免費學前教育從學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其四,加快推進大中城市以家庭爲單位的流動人口城市化進程,“家庭整體進城”將顯著提升流動人口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其五,繼續推進文旅、醫療、養老、教育等服務業領域的改革,在放寬准入的同時強化事中事後監管,促進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爲消費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質量的服務。其六,優化休息休假制度,爲服務消費增長創造時間條件。(詳見《如何發展服務消費?中國服務消費的現狀、問題與建議》《如何優化假期制度以提振消費?》等)
三是推動企業穩步、有序、有條件出海。產業佈局調整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我們應理性看待符合產業發展規律的產業轉移現象。對關鍵核心技術等相關產業產業,明確劃定留在國內的範圍清單,維護經濟安全和就業相對穩定。對具備技術和品牌優勢的企業,應支持其通過投資建廠、併購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當地市場;對以出口爲主的中小企業,則應引導其通過海外倉、跨境電商和本地服務網絡拓展市場,而非簡單產能外遷。通過建立完善的出海風險評估與政策協調機制,防止過快的產能轉移造成國內產業鏈空心化或出口波動,確保“走出去”與“穩出口”相互促進、協同發展。
四是完善企業出海服務體系。通過強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務等方式,爲中國出口企業和“出海”企業提供全方位保障,爲其在全球市場競爭中保駕護航。例如,創新海外投資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資渠道;優化出入境管理服務,開闢員工護照辦理便捷通道;及時跟蹤海外國家的相關市場準入、環境保護、數據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政策法規,編髮國別貿易指南;加強外交保護和領事服務,爲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安全保障。
五是深化雙邊與多邊經貿合作。通過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及區域合作機制,積極推動互利共贏的貿易關係,在擴大合作中減少摩擦、在共同發展中化解分歧。中國在推進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同時,應兼顧合作伙伴的產業承受能力,避免因產業競爭或市場衝擊引發新的貿易摩擦。應積極參與新興市場的發展進程,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產,開發契合當地需求的產品與服務,促進其工業化與消費升級,實現中國產業“走出去”與當地經濟發展繁榮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