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今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较早召开,提出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总思路,明确内需主导,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控力度,加强“四稳”,民生为大。与前两年强调“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等并推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安排相比,今年12月的会议显得更加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保持了最近两年难得的战略定力。
会议当天明显提振了市场,A股迎来了久违的强劲上涨,特别是创业板,当日涨幅达到2.6%。今年下半年以来,政策进入了罕见的平静期,与今年上半年全面加力、全面出击的政策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政策退坡,房地产周期性加速出清,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很多数据的调整幅度最近三五年都前所未有。然而面对这样的形势,决策层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战略定力”,近两个季度几乎“按兵不动”。本次会议继续保持定力。这在最近三年是比较罕见的,因为2023、2024的同期,是财政、货币、股市等一系列政策集中发力的时候。
对于政策端如此大的“战略定力”,很多人不理解。然而从政策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来看,这又非常符合逻辑:第一,上半年GDP增长率5.3%,一到三季度5.2%,超额完成了任务,没有必要再出大招;第二,政策子弹上半年透支了六七成,约束条件不允许再出台更大的刺激举措,毕竟当前财政资源并不宽裕;第三,经济、金融、社会运行平稳,科技攻关捷报频传,股市牛市持续,市值大幅回升。虽然有一些问题和负面声音发出,但不足以影响全局。高层关心的是全局,算的是政治账。
最终还是取决于高层对房地产的态度。下半年以来经济的巨大变数,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在加速出清。对于房地产,过去是用来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是解决通缩问题的“王牌”。今天,伴随着城市化尾声,人口老龄化加剧,继续用房地产救经济的路子已经很难再走通。按照人口经济学原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供给的缺口需要用前期积累的资本效率的提升来弥补。今天中国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思路就是希望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供给效率提升,来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缺口。
然而由于房地产调整太快,导致短期在总量上出现了较大的供需失衡。一方面,年轻劳动力这几年仍然较多,就业成为民生第一难题。另一方面,房地产转型阵痛压制了市场预期,打压了人们的信心。物价长期低位运行,实际利率偏高,现金价值较高,经济出现了“高储蓄+低消费”、“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失衡问题。当然,内部失衡通过外部校准,出现了“全球都在通胀,只有中国保持物价稳定”的背离现象。可以说,中国物价稳定为全球的通胀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没有中国充足的产能冗余,今天全球大通胀的世界难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当然,中国自己付出了内需不足的代价,也由于向全球输出大量廉价产能而遭遇贸易战,因此本次会议罕见提到“加强国际经贸斗争”!
战略定力体现的是国家的治理自信,决策层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自二十大后进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思路以来,不走房地产救经济的“老路”,不走地方债务大放水刺激经济的“邪路”,似乎已经成为决策层的共识。通过短期保持战略定力,跨越周期赢得长期的高质量发展,以培育新质生产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二十大以来的基本发展理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政策不重要,但短期政策只用来救急,即当发生重大冲击和影响到系统性稳定的重大事件后,才会果断用“猛药”、“电击”。比如去年的“924”的股市救市、今年四月特朗普关税战后的降准降息、两重两新等。
对市场来说,特别是短期的市场走势来说,“战略定力”往往意味着短期内出台刺激政策的概率降低了。市场更喜欢的是降息、降准,大宽松、大刺激、大放水等“通胀导向型”的、带有惊喜的政策手段。实际上,在当前深度转型阶段,市场信心不足,预期比较孱弱,经济的平稳运行越来越依靠政策的“药效”来刺激。药一旦停下来,经济和市场就可能会出现变盘。因为当前经济形势比较特殊,当前是中国最为关键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很多领域处于市场失灵状态,需要政府的“积极有为”来弥补市场失衡之下的有效性不足。
因此也不应对刺激性政策过多诟病,一切看形势所需,宏观逆周期管理本身就是现代经济的一部分。最近三十年全球经济史表明,越是发达的经济体,经济运行越精致复杂,越离不开科学的宏观管理。看看现在的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对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当然,作为市场经济体系,微观上肯定是要充分的放权、搞活,但是要在宏观上管理好债务、货币、流动性与系统性风险。因为,在一个复杂经济体系里,微观个体的理性,往往会集合成宏观总体的非理性。这是进行宏观管理的理论基础,也是“有为政府”提出的理论依据。
决策层,特别是最高决策层,与市场的想法经常不一样。市场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赚钱(利润最大化),但是决策层要讲政治、讲大局、看全局。而政策,作为一种政府调控手段,严格意义来说,主要讲的是理性和科学,比如目标、路径、节奏、力度、时机、预期管理与沟通机制等等。政策当然要讲政治,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主要还是要讲科学。政策的科学基础是系统论、控制论与运筹学等。从系统论角度,保持战略定力以跨周期,从控制论角度,遇到形势危急之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拖拖拉拉,贻误战机。
在动态经济学的框架内,短期政策都是一种“脉冲”。只要不可长期持续,早晚会出现“退坡效应”,除非政策的脉冲引起了结构性的变化,加快了市场内生的再平衡,然后当政策退出后实现了新的均衡。比如去年金融市场的924政策组合拳,直接脉冲出来一个牛市,帮助资本市场率先走出了“通缩”,即使政策部分退坡,市场的热情已经起来了,牛市也不会立即结束。但今年上半年集中推出的“两重两新”,下半年脉冲之后的退坡效应就比较明显。
根据政策运行的基本原理,很多总量型的刺激政策如果不能持续使用,就要想好退出时出现的各种扰动。很多情况下,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冲击,带来经济的不稳定,这是政策出台之前就需要考虑好的。就像用药之前需要考虑好副作用的风险,但也不能因为药有副作用就不用。2021年房地产的“三条红线”,拉开了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大幕,从此也就再也无法回头。当市场热切期盼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会在房地产领域出大招的时候,但政策层对房地产却只字未提。或许在政策层看来,今天的房地产政策已经够给力——历史最低的房贷首付和房贷利率,剩下的就看新质生产力的力量,看经济回暖和内需主导的内生力量,看新的供需关系酝酿的周期性力量,看大国规模经济的自我修复力量。当然,具体的政策,还要看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应该有所期待。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事项是审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法治化是比政策更高维度的治理方略,法律是长期的制度供给,不像短期政策容易造成扰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法治化,让经济主体有明确稳定的预期和安全感,才是政策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