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视野】屈宏斌：理工科的“定力”——中国经济升级的硬核底气

屈宏斌系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诞生于工业时代的口号，曾是几代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专业选择信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手握理工科文凭的毕业生，是工厂、研究所争抢的“香饽饽”，他们带着图纸与公式，在机床旁、实验室里浇筑起中国工业化的基石。然而，过去20年间，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时代”悄然改写了这一轨迹——从华尔街归来的金融精英年薪百万，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富神话轮番上演，在行业红利的强烈吸引下，“弃理从商”成为不少学生的主动选择，金融、工商管理等专业长期霸占高考志愿热门榜单，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本该投向理工科的优质生源。

但市场的风向从不恒久不变。随着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曾经的“造富神话”逐渐降温，而科技突破与先进制造业正以强劲势头，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研发到芯片领域的自主突破，从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到航空航天的深空探索，社会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曾经被“商科热”掩盖的理工科价值，正重新回到聚光灯下。更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商科最火热的那几年，中国高校始终保持着坚实的理工科人才培养底色——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本科阶段理工类在校生占比稳定在41%左右，研究生阶段理工农医类毕业生占比更是高达58.5%，其中博士阶段这一比例飙升至80%。综合来看，超半数学生在专业选择中坚定投向理工科，这份“不为短期红利所动”的定力，正是中国应对产业升级的关键底气。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专业分布数据更直观地印证了这份定力。以工科见长的合肥工业大学，2025级新生中理工科专业占比约70%，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录取分数线常年位居前列，2024年这些专业的平均录取分数超出该校投档线20分以上，足见学生对理工科的青睐。在综合性大学中，南京大学2026届本科毕业生里，理工科专业合计占比达64.5%，该校物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工程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近年来进入华为、中兴、中芯国际等科技企业的比例逐年提升，2024届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更是高达98.3%，其中85%以上就职于科技相关领域。即便以人文社科、医学见长的复旦大学，本科招生中理工科占比也近40%，其数学科学学院、微电子学院培养的人才，不仅在学术领域屡获突破，更成为集成电路、金融科技等交叉领域的“香饽饽”——2024年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毕业生，平均获得3.2个来自芯片设计企业的offer，起薪较2020年增长了45%。

这些数据背后，是中国理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韧性”。即便在商科最热门的2010-2020年，我国理工科高校的招生规模仍保持稳定增长：2010年全国本科理工类招生人数约130万，2020年这一数字增至180万，10年间增长38.5%；同期，理工科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5万增至48万，增幅达92%。这种稳定的培养节奏，为中国科技产业储备了庞大的人才池。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00万辆，占全球总产量的60%以上，这背后离不开每年近10万车辆工程、自动化、材料科学专业毕业生的支撑——比亚迪、蔚来等车企2024年招聘的技术岗位中，80%以上要求理工科背景，其中电池研发、智能驾驶相关岗位的理工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60%。再看芯片领域，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长15%，而支撑这一增长的，是每年约5万微电子、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生，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企业2024年新入职员工中，理工科背景占比超95%，其中博士学历人才占比从2020年的5%提升至2024年的12%。

理工科人才的稳定供给，不仅支撑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更催生了新兴产业的崛起。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已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这背后离不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培养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人才——2024年全国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达5万人，较2018年专业设立初期增长了4倍，这些人才进入百度、阿里、商汤科技等企业后，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2024年我国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次数达56次，再创历史新高，而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的研发团队中，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占比达65%，其中90%以上拥有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正是这些年轻的理工科人才，让中国航天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不过，人才培养的“定力”还需与产业发展的“活力”相匹配。当前，虽然我国每年能提供500万以上科技工程技术人才，但部分领域仍面临“人才供需错配”的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的基础技术岗位存在人才缺口，2024年我国高级技工缺口达3000万，不少制造企业面临“招不到能熟练操作精密设备的工程师”的困境；另一方面，新兴领域的高端人才仍显不足，芯片设计、量子计算、生物制药等领域的顶尖人才，仍需从海外引进，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占比仍达35%。此外，部分理工科毕业生面临“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局面，其核心原因在于高校培养方案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某调研显示，40%的科技企业认为，应届理工科毕业生需要6个月以上的培训才能胜任岗位，主要短板集中在实践能力和跨学科协作能力上。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为新生代工程师搭建能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首先，需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降低科技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政策一致性预期——2024年我国出台的《关于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对科技企业实施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优惠，仅2024年上半年，全国科技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8000亿元，同比增长25%，这些政策有效调动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也为理工科人才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其次，需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建立“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华为与全国200多所高校合作开设“华为ICT学院”，将企业的技术标准融入高校课程，2024年该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达97%，且80%直接入职华为或其合作伙伴企业；格力电器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建“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学生在校期间即可参与企业实际项目，2024年该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入职后平均1个月即可独立承担工作任务。

从“学好数理化”的传统信念，到商科热中的坚守，再到如今与科技产业的同频共振，中国理工科人才培养的“定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专业选择，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升级的“硬核”力量。当500万科技工程技术人才涌入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当高校与企业携手打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当政策为科技企业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不仅能在产业升级中站稳脚跟，更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毕竟，无论是过去的工业化建设，还是如今的科技强国之路，理工科人才始终是最坚实的“地基”——这份“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底气，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