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系金融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內容提要：信息技術革命的三個階段重塑了中美關係，從互聯網時代中國被動接受紅利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形成分工合作格局並出現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再到如今人工智能時代的全面競爭態勢。人工智能呈現雙重矛盾效應，一方面加劇競爭，“自主可控”邏輯取代“共享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強化依賴，美國短期內難以擺脫對中國AI配套產業鏈的依賴,雙方在基礎研發、數據算法等領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間。人工智能發展不會改變中美關係的根本邏輯,而是同時放大現有矛盾，既讓脫鉤代價更高,也讓戰略競爭更激烈,最終走向取決於政治決策而非技術本身。1990年代以來，在網絡化浪潮驅動下，信息技術革命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此輪信息技術革命可以分成三個小的階段，包括早期的互聯網革命，2012年之後的移動互聯網革命和2023年年底開啓的人工智能革命。在不同的階段，中國扮演了不同角色，而角色定位的演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美關係。
一、發展階段決定了中美產業分工格局
第一個階段，我國更多是接受互聯網革命帶來的紅利。1990年代，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開啓了互聯網時代，催生了數字經濟、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推動了美國經濟1990年代的繁榮，加速了全球化進程，並催生了巨大的互聯網泡沫。2001年，兩件看似無關的事件幾乎同步發生，卻共同塑造了此後10年的全球化格局。春天，納斯達克的泡沫破滅，數萬億美元的紙面財富灰飛煙滅；秋天，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向全球資本敞開了大門。2001年，科技神話的破滅，華爾街需要新的宏大敘事；美聯儲將利率一路壓低，廉價資金開始氾濫，急切地尋找收益窪地。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良好的基礎設施疊加強有力的政府組織效率，成爲吸納全球資本的最佳目的地。中國製造、美國消費構成了全球化下的貨物循環，美國發債，中國購買構成全球化下的資金循環。而互聯網爲這種循環提供了科技基礎。我國憑藉龐大的勞動力規模與完整的工業基礎，將互聯網帶來的全球生產組織變革轉化爲自身優勢，深度嵌入全球分工體系。彼時，我國更多的是利用好信息革命帶來的成本優勢，結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實現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信息產業方面，某種程度上，是最大化利用了互聯網革命帶來的紅利，實現我國跨越式發展。彼時，我國信息技術產業對全球信息技術產業的影響並不顯著。此時，產業上的代差和生產消費的互補，是中美之間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基石。第二個階段，移動互聯網時代，中美形成分工合作格局。2010年之後，移動互聯網開始進入普及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已經大大提高，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產業升級取得巨大進步。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比重從2001年的佈道10%升至20%，世界工廠出現端倪。我國不再是被動接受產業轉移，而是深度參與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產業分工，並出現了一批具有一定競爭力的移動互聯網企業。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成爲重要的入口端。我國不僅深度嵌入智能手機產業鏈，而且湧現出一批自主品牌手機。零部件方面，從面板到電池到PCB板再到攝像頭等等，我國產量都佔據了半壁江山甚至更高。而且一批優秀的消費電子公司通過與蘋果等國際巨頭合作，從小公司成長爲市值千億以上的大型公司。與此同時，憑藉高素質勞動力和組織能力，我國發揮了大規模生產製造能力，一度佔據了全球智能手機90%的生產份額。此外，在智能手機領域，我國湧現一批能夠與蘋果、三星等國際品牌相抗衡的國產手機品牌，以出貨量計，國產手機佔據了全球56%的市場份額。但需要強調的是，在處理器、存儲芯片等價值量較高的環節，其他東亞經濟體還是佔據壟斷地位。其次在互聯網企業方面，我國湧現出以騰訊、阿里、字節爲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形成了基於本國市場需求的獨立生態系統並通過超級APP形式覆蓋到各個需求場景，與美國互聯網企業形成了差異化的發展道路。2021年的頂峯時期，我國互聯網巨頭的市值達到3萬億美元，儘管與美國互聯網巨頭仍有差距，但已經與其他經濟體包括歐洲和東亞的發達經濟體拉開了差距成了移動互聯網領域的中美G2格局。隨着中國技術能力與產業競爭力的持續攀升，中美經濟關係也悄然生變。從早期的互補共贏，逐步轉向在高端製造、數字經濟、供應鏈等領域的全面競爭，貿易摩擦與技術脫鉤的暗流開始湧動，美國在2018年扣下了貿易戰的扳機。二、人工智能放大中美競爭強度和合作需求
2023年，ChatGPT橫空出世，成爲信息技術革命進入通用人工智能前夜的標誌性事件。此時，中美貿易戰已經爆發5年，此時美國對華平均加權關稅水平從3%左右水平升至15%左右水平，我國已經從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降爲第四大貿易伙伴，我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也減少1000多億美元。與此同時，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都進一步加大了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尤其是拜登政府採取了“小院高牆”的技術封鎖政策，2022年《芯片法案》的出臺，表明美國試圖在高科技領域與我國進一步脫鉤。隨着人工智能爆發，中美經貿關係似乎進入一個微妙的階段。此時，我國已經擁有人工智能發展的全產業鏈，從自主可控的GPU，到與之相關的存儲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與美國競爭的實力。但人工智能發展的巨大爆發力和不確定性又拉進了合作需求。一方面，人工智能加劇了本已存在的競爭。由於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數據、算法和算力具有高度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得人工智能時代的兩國平行建設成爲可能。中國可以用國產算力發展大模型，美國也可以用自己的數據構建自己的生態。過去信息技術革命中的“共享基礎設施”（如同一套互聯網協議）邏輯，在人工智能時代被“自主可控”邏輯所取代。此外，一旦某種技術被納入國家安全框架，市場力量就會讓位於政治邏輯。美國的出口管制從EAR擴展到AI芯片、AI人才簽證限制，都加大了競爭壓力。同時，軍民兩用的模糊性使得商業AI合作天然充滿政治風險。一家幫助港口調度的中國AI公司，其數據和算法在美國國會眼裏可能就是軍事情報收集工具。這種“污名化”機制會讓正常的商業合作不斷萎縮。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配套硬件和電力設備方面，美國短期內難以擺脫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儘管有特朗普的全球關稅，但與美國大廠綁定的相關企業對美出口都出現暴增，呈現出對關稅的脫敏。僅以服務器核心傳輸部件光模塊爲例，英偉達製造算力服務器所需的光模塊60%來自中國企業。隨着算力需求的激增，全球相關產能的匱乏，美國短期內根本不可能擺脫對中國相關產品的需求。數據顯示，從2025年三季度開始，我國與AI相關產品對美出口增速基本與美國大廠資本開支增速一致。在真正的AGI出現以前，很難判斷此輪人工智能發展的邊界。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力取決於基礎研究能力。以基礎研發能力的專利數量作爲衡量指標，2019年至2025年，全球申請的人工智能專利，我國申請量超過80萬件，美國以超過22萬件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日本就降到6.6萬件。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力遠未得到充分的釋放。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中美兩國在數據和算法方面的互補、供應鏈方面的進一步捆綁、人才方面的交流等等都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尤其是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安全風險更需要兩國的攜手合作。各自獨立發展並非不能實現，但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人工智能的發展不會改變中美關係的底層邏輯，它會以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同時放大現有的張力——既讓脫鉤代價更高，也讓戰略競爭更激烈。最終的走向取決於政治決策，而非技術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