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視野】志恆：我們需要的不是通脹本身，而是通脹背後的經濟良性循環
羅志恆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推動價格總水平由負轉正、消費價格合理溫和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謀而合。但必須釐清的是：油價推動物價上漲，絕不等於“物價合理回升”；我們不能爲了通脹而通脹，要分清其利弊，要區分“好的通脹”和“壞的通脹”，要區分“需求拉動型通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脹”，做好預案。
一、宏觀政策目標的意義，不在數字本身，而在數字背後所代表的微觀主體的真實處境
2026年4.5%—5%的經濟增速目標，追求的不是靠無效投資和庫存積壓堆出來的產出數字，而是企業主動擴大投資、居民願意增加消費，經濟內生循環真正轉動起來。同理，2%左右的通脹目標，也不是單純地推高物價，而是通過溫和通脹打破“物價低迷→消費投資推遲→經濟不振”的負向循環，讓企業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長成爲可持續的常態。
換言之，我們需要的不是“通脹”本身，而是通脹背後所映射的那套經濟正常運轉的邏輯。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重建並維護“企業能盈利、居民有就業有收入、社會對未來有信心”這一完整的激勵機制。
二、區分通脹來源：“好通脹”和“壞通脹”截然不同
有必要區分通脹的不同來源：我們不需要供給短缺推上去的滯脹，不需要貨幣濫發推上去的惡性通脹，也不需要資產價格猛漲但實體經濟沒起來的結構性泡沫；我們真正期望看到的，是需求拉動型的、溫和的物價回升。
供給收縮推上去的物價，不是經濟向好的信號，其結果往往是“滯脹”，即物價上去了，經濟卻更差了。貨幣超發推上去的物價，雖然短期能製造繁榮幻覺，長期卻以惡性通脹和財富再分配的代價收場。資產價格猛漲而實體經濟原地踏步的結構性泡沫，也只會加劇貧富分化、積累金融風險。
需求拉動型的、溫和的物價回升則完全不同：需求回暖帶動企業擴產，企業盈利改善帶動居民就業和收入企穩，微觀主體信心修復又進一步支撐消費和投資。在這個正向循環中，物價溫和上行不是政策刻意製造的結果，而是經濟重新良性運轉之後的自然體現。這纔是“推動價格總水平由負轉正、消費價格合理溫和回升”的真正含義。
油價上漲推動PPI和CPI同比回升，看似與“推動物價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標不謀而合，但實際上存在明顯錯位。當前國內物價持續低迷主要源於有效需求不足，政策期望的物價回升是“需求拉動型通脹”，而油價上漲引發的是“成本推動型通脹”或“輸入性通脹”，源自供給衝擊。油價推漲物價會帶來四方面不利影響。
其一，成本推動型通脹會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中低收入羣體受衝擊較大。同樣是物價上升，需求拉動型通脹往往伴隨居民收入增加，對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存在一定對沖；成本推動型通脹則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居民“痛感”會更明顯一些。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費支出中佔比較高，油價上漲推動交通出行成本和食品價格（通過農資和物流渠道）上升，對低收入羣體的實際購買力侵蝕更爲顯著。
其二，中下游企業可能面臨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終端需求不足的雙重擠壓，利潤下滑、預期轉弱。油價上漲沿產業鏈向下傳導，交通運輸成本、化工原料成本、農業生產資料成本全面抬升。但在當前終端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下游企業很難將增加的成本有效轉嫁給消費者，結果是其利潤進一步被壓縮。即使部分成本最終傳導至消費端，在居民收入預期偏弱、消費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也將進一步抑制消費需求，同樣不利於企業營收和利潤。
其三，輸入性通脹會弱化我國的貿易條件，加大外匯流出壓力，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穩定。貿易條件是一國出口商品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的比率，衡量了一單位出口商品能換回多少進口商品，反映了一國的對外貿易狀況和交換效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之一，2025年進口量達5.8億噸。油價上漲引發進口價格上升、貿易條件弱化，意味着我國需要消耗更多的國內資源和出口更多的產品，才能維持原有的進口規模。同時，油價上漲導致能源進口支出顯著增加，加大經常賬戶壓力，對外匯儲備和匯率穩定構成潛在挑戰。
其四，供給衝擊導致的通脹上行，可能對貨幣政策進一步發力穩增長形成制約。當前經濟恢復基礎仍不穩固，需要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予以支持，市場對降準降息有較高預期。但如果油價上漲推動CPI同比明顯回升，尤其是一旦進入2%以上的區間，央行在降準降息時可能面臨維護物價穩定的輿論壓力和溝通成本，增加貨幣政策操作的複雜性和難度，干擾宏觀調控的正常運行。
三、物價低迷背景下，輸入性通脹可能帶來意外的有利影響
在此前中國通脹中樞較高的時間段，油價上漲等輸入性通脹帶來的通常是不合意的負面衝擊，尤其是一旦與“豬週期”發生“豬油共振”，將導致通脹高企。但在當前物價持續低迷的背景下，輸入性通脹可能會形成一些“陰差陽錯”的有利影響。
其一，提振通脹預期，緩解物價持續低迷的自我強化。近年來我國物價持續低迷，GDP平減指數同比連續11個季度爲負，PPI同比連續41個月爲負，CPI同比明顯低於2%的通脹目標，使得微觀主體的通脹預期偏低。這種預期一旦固化，將使得企業推遲投資、消費者推遲購買，進一步壓低需求，導致物價難以有效回升。油價上漲帶來的PPI和CPI同比回升，即使本質上不是需求好轉的信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斷這種預期的自我實現過程，強化推動物價合理回升的政策效果。當前日本走出1990年代初泡沫破滅後的通縮泥潭，一定程度也受益於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緊張以及近幾年日元匯率大幅貶值所引發的輸入性通脹壓力，這在客觀上提振了居民的通脹預期。
其二，改善上游企業經營狀況，降低實際利率。雖然成本推動型通脹可能對中下游行業形成不利衝擊，但也有助於能源、化工等上游行業率先企穩，改善企業盈利和員工收入，爲促進經濟良性循環注入有生力量。此外，PPI同比回升，有助於降低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脹率），減輕企業債務負擔，提振信貸和投資需求。
其三，增加財政收入，緩解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擴展財政政策空間。一方面，增值稅、資源稅等稅收收入與價格水平高度相關，PPI同比回升意味着工業品交易環節的稅基擴大，有助於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物價回升推高名義GDP增速，有助於改善地方政府負債率指標（債務/GDP），緩解債務壓力，爲積極財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間。
四、政策應對：不被表面數據所迷惑，從供給端緩衝、微觀主體紓困、宏觀政策定力三方面協同發力
首先，供給端增強能源安全，平滑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的衝擊。一是靈活運用戰略石油儲備。在油價處於相對低位時加大儲備吸納，在油價急劇飆升時適時釋放儲備投放市場，起到“削峯填谷”的穩定器作用。二是利用好成品油定價機制的緩衝功能。中國現行的成品油價格機制設有“天花板價”等安排，當國際油價超過每桶130美元時，國內成品油價格不再跟漲，這一機制在極端情形下能削弱國際油價向國內終端價格的傳導程度。三是加快推進能源進口來源多元化和替代能源發展。拓展與俄羅斯、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地區的能源合作，加快風電光伏新能源裝機和儲能建設，推進交通領域電氣化替代，降低經濟對國際油價衝擊的敏感度。
其次，對企業和居民進行定向紓困和補貼，穩經營主體、保基本民生。一是對受衝擊的中下游行業和中小企業實施定向紓困。油價上漲對交通運輸、物流、化工下游、農業種植等行業衝擊最爲直接。可以考慮階段性減免這些行業的部分稅費負擔，或通過專項補貼、貸款貼息等方式幫助企業渡過成本高企的階段，防止出現大面積經營困難和失業。二是對中低收入羣體實施定向補貼。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具有顯著的累退效應，對低收入家庭衝擊最大。可以適時提高低保標準、發放一次性價格補貼或消費券，既保障民生底線，又能通過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羣體將資金快速轉化爲消費需求。
最後，宏觀政策保持戰略定力，關注核心CPI和產出缺口，加強預期管理。面對油價上漲等供給衝擊，只要衝擊是暫時性的、沒有引發“工資—物價”螺旋上升，貨幣政策就不宜過早作出緊縮反應。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貨幣政策的主線任務仍是保持流動性充裕，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同時，有關部門有必要加強預期管理，避免市場或公衆對數據和政策誤讀。例如，統計部門在發佈CPI和PPI數據時，可更加突出核心CPI的變化趨勢，幫助市場準確解讀價格形勢。央行也可通過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新聞發佈會等渠道，明確向市場傳遞“當前物價回升主要由外部供給衝擊驅動，不改變貨幣政策適度寬鬆的政策取向”，穩定市場預期，防止金融市場對政策方向產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