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視野】劉鋒：如何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破局路徑？
劉鋒系中財綠金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穿越600年，今天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支撐着全球近30%的製造業產出和供應鏈網絡，然而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佔比僅約4%，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僅約2.4%。這種貨幣地位與經濟實力的嚴重錯配，不僅扭曲了中國資產的全球定價，更成爲企業出海和金融安全的戰略瓶頸。筆者早在多年前便多次呼籲重視這一“金融體系最大短板”，並在2025年明確提出“近兩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戰略窗口期” ，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推動中國成爲全球新的安全資產中心，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否則將錯失良機。
令人欣慰的是，這一判斷今年以來不斷得到官方渠道的肯定和呼應。2026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上海貨幣論壇”上明確指出，當前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黃金窗口期”。2026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宏觀審慎工作會議，明確部署“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安排，優化貨幣互換和清算行網絡，強化人民幣融資貨幣功能”。從“最佳戰略窗口期”到“黃金窗口期”，從學者呼籲到政策共識，人民幣國際化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但窗口期不會永遠敞開，機遇稍縱即逝。本文將進一步從當前形勢出發，剖析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核心堵點與問題，分析其利弊，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與風險防控路徑。
爲什麼說“現在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佳戰略窗口期”？
這一判斷並非憑空臆測，而是基於外部與內部兩條邏輯線的共振。
從外部看，美元信用正在遭受歷史性動搖。2025年，美元指數從年初的110附近跌破100關口，全年累計下跌9.4%，創下2018年以來最差年度表現，上半年跌幅更是1974年以來同期最大。全球“去美元化”趨勢持續推進：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2025年三季度末降至56.92%，連續十個季度位於60%下方，遠低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近80%的歷史高位。與此同時，美國將美元“武器化”的傾向愈加明顯——大規模使用關稅作爲經濟武器、濫用金融制裁工具、凍結他國美元資產，這些行爲不斷侵蝕美元作爲國際公共品的信用根基。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這爲多元貨幣體系發展創造了空間。美元信用體系出現裂痕，全球儲備管理者正在尋求替代方案，這爲人民幣提供了歷史性的突圍窗口。
從內部看，中國的經濟體量和貿易網絡已構成人民幣國際化的堅實基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佔比已從2022年的18%快速攀升至2024年一季度的30%，資本項下人民幣收支佔比已達73%；2026年一季度，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達4.52萬億元，貨物貿易結算佔比超過80%，說明人民幣跨境使用紮根於真實的實體經濟場景。與此同時，熊貓債發行持續擴容，2025年超過1700億元；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規模加大，2026年連續兩期合計近300億元。人民幣融資成本顯著低於美元和歐元，利率優勢正推動人民幣成爲更具吸引力的融資貨幣。
內外共振之下，窗口期已經打開。但窗口期並非永恆的贈禮——美元從崛起到取代英鎊歷時半個世紀，當前美元信用動搖爲人民幣提供了難得的“替代機遇”，但若不能在制度開放、資產供給、信用建設等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一窗口必將收窄，機會成本極高。筆者2025年即指出，應在近兩年取得突破性進展，否則將錯失良機。
基礎設施與技術條件的“堵點”：四大核心矛盾
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仍面臨深層次的結構性堵點。筆者將其歸納爲以下四大核心矛盾。
其一，經濟實力與貨幣地位的嚴重錯配。中國經濟佔全球比重約18%，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但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僅約4%，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僅約2.4%，這種不對稱性在主要經濟體中絕無僅有。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錯配仍在持續：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高速增長（96萬億元級別），但境外人民幣存款餘額僅3.5萬億元，境外債券存量僅1.2萬億元，形成27:1的流量-存量比，而美元的這一比率僅爲5:1。這意味着人民幣在境外“來了就走”，大量跨境支付流量並未沉澱爲境外人民幣資產存量，貨幣的“蓄水池”功能嚴重缺失。
其二，貿易結算領先與資本項下薄弱的矛盾。人民幣國際化呈現出明顯的“貿易結算驅動”特徵，資本和金融賬戶項下的使用層次還較低。商務部調研發現，企業的人民幣跨境使用主要集中在貿易結算，民營企業是主力軍，東南亞是主戰場，但在投融資、資產配置、衍生品交易等更高層次的貨幣使用場景中，人民幣的滲透率明顯不足。企業跨境人民幣使用存在“不便、不暢、不廣”的問題——境外人民幣信貸渠道有限，跨境融資可獲得性差，導致企業即使有意願使用人民幣也面臨現實的操作困難。
其三，在岸體量與離岸定價權分離的矛盾。離岸人民幣（CNH）資金池規模約1.5萬億元，不足在岸人民幣總量的3%，且80%集中在中國香港。在岸人民幣外匯交易規模僅爲離岸市場的約四分之一，導致定價權部分旁落。這種“兩頭小、中間不通”的格局，意味着離岸人民幣市場深度不足，難以支撐大規模的國際投融資活動；在岸市場又因資本管制而無法有效影響離岸定價，形成了“弱定價—弱影響力”的循環。
其四，美元體系依賴與“去風險化”需求的矛盾。儘管“去美元化”趨勢明顯，但全球貿易結算中美元佔比仍超40%，美元穩定幣佔據全球穩定幣市場份額的98%。CIPS全球支付份額僅約3.79%，全球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計價爲主，人民幣在貿易中的結算佔比尚未推動形成全面定價權。即便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大量項目的初始融資仍以美元計價。這種“想用人民幣而不得用”的被動局面，根源在於基礎設施和制度供給的不足。
利弊權衡：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與風險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對其利弊有清醒而理性的認知。這既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理想，也不是應當迴避的畏途。
從收益維度來看，第一，人民幣國際化可以降低對外經濟交往的成本與風險。中資企業海外投資和貿易目前仍高度依賴美元結算，普遍承受匯率風險、融資約束和清算障礙的三重壓力。人民幣國際化可直接降低企業的匯兌成本、減少匯率波動對利潤的衝擊、擺脫對SWIFT系統過度依賴帶來的制裁風險。
第二，可以提升資產定價權。當一國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其資產定價必然扭曲。人民幣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導致在岸與離岸市場長期存在價差，削弱了人民幣作爲資產定價錨的公信力。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強化人民幣資產的獨立定價能力。
第三，能夠助力經濟結構轉型。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於提升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減輕地方政府對高GDP增速的路徑依賴，併爲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拓展市場和提升競爭力提供重要支撐。
第四，能夠增強國家金融戰略縱深。在國際貨幣體系多極化進程中佔據一席之地，有助於中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避免被動承受美元體系調整帶來的外部衝擊。
從風險維度上來看，其一，應積極應對“特里芬難題”的挑戰。傳統上，一國貨幣國際化需要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本幣，而中國長期保持貨物貿易順差。雖然周小川指出，人民幣可通過資本金融賬戶、對外貸款、央行貨幣互換等渠道有效輸出，但這一過程仍需要精密的制度設計。
其二，應努力構成資本項目開放與金融穩定的平衡。如果資本賬戶開放節奏過快，可能引發短期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加劇匯率波動和資產價格震盪，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資本項下開放仍需一步步地慎重向前推進。
其三，如何應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削弱。隨着人民幣被更廣泛地持有和使用，中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和反向約束效應都會增強，央行的政策空間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制約。
其四，如何實施離岸人民幣信用的風險管理。中資房企境外債券違約（2021年至今違約總額高達1470億美元，投資者現金回收率低至0.6%），已經對人民幣國際信用造成實質性損害。如何有效管理離岸人民幣資產的信用風險，是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
總體而言，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遠大於風險，關鍵在於以什麼樣的節奏、路徑和制度安排來推進。當下窗口期難得，遲疑的代價可能遠超推進的風險。
解決方案與路徑：打通堵點，降低風險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系統推進。
以“資產錨定”建設人民幣信用基石
貨幣國際化的本質是信用的國際化。當前，離岸人民幣面臨的最大困境是“有流量、無存量”，根源在於缺乏足額的、安全的、可流通的資產錨定。
首先，需要加大離岸人民幣安全資產供給。持續擴大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規模，豐富國債期限品種，建立離岸國債的常態化發行機制，爲境外持有人民幣提供可靠的安全資產載體。2026年的連續發行已經奠定了良好基礎，但規模和頻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其次，大力推動境內優質資產向境外開放。中國擁有海量的實體經濟資產和金融資產，但受制於跨境流動限制和產權不清晰等問題，大量存量資產無法轉化爲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信用基石。筆者此前即指出，應藉助市場化、法治化機制，將這些境內資產轉化爲可被國際投資者認可的信用錨。具體而言，應加快推進REITs等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國際化，解決投資主體不明確、產權不清晰等制度障礙，讓國際投資者能夠通過持有人民幣資產實現對人民幣的信用信任。
第三，合理管控境外信用風險。中資房企境外債券違約案例的深刻教訓表明，境外人民幣資產缺乏有效的跨境司法執行保障和法律確權機制。應加快推進跨境司法協作，建立境外人民幣債券違約的跨境處置框架，切實保護國際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修復和鞏固人民幣的國際信用。
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實現制度性突破
資本項目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無法迴避的制度關卡。但開放不等於“一步到位”，應堅持循序漸進、風險可控的原則。
一是擴大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試點範圍。可在自貿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特定區域試行更高程度的資本項目開放，採用“宏觀審慎+託賓稅”管理短期資本流動，在試點中積累經驗、完善制度。
二是優化QFII/RQFII等跨境投資機制。當前境外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仍受限於配額機制，難以自由配置股票、信用債等高風險高收益資產。應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進一步放寬額度限制、簡化審批程序、拓寬可投資範圍。
三是打通資本的雙向流動通道。不僅要讓外資“進得來”，也要讓境內資金“出得去”。在滿足合規要求的前提下，爲居民和企業提供更便利的境外投資渠道，促進資本雙向流動的動態平衡，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循環中的活躍度。
完善跨境金融基礎設施，構建“自主可控”的支付體系
支付體系是貨幣國際化的“高速公路”。
一是應大力提升CIPS的全球覆蓋面和參與度。截至2025年末，CIPS已連接128個司法管轄區的1600餘家機構，全年處理業務量達980萬億元，同比增長43%，但與SWIFT系統相較，在接受度、覆蓋面、認可度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應在擴大網絡覆蓋的同時，優化CIPS的制度規則和服務體驗，使其成爲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境支付系統。
二是須積極佈局數字貨幣跨境支付。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項目已實現近實時結算，結算時間從2至3天縮短至數秒，成本降低50%以上。應進一步推動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規模化應用，這不僅提升效率和安全性，還可有效規避地緣衝突帶來的制裁風險。
三是應不斷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生態。在主要離岸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債券、衍生品等多元化投資工具，爲境外持有者提供豐富的投資和保值增值渠道。只有讓人民幣資產“值得持有、方便持有”，人民幣才能真正從支付工具升級爲國際儲備資產。
依託實體經濟優勢，拓展人民幣使用場景
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優勢在於中國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
其一，可將大宗商品貿易作爲突破口。當前部分大宗商品貿易中人民幣結算佔比不足5%，這是典型的“有能力用而未用”的領域。應充分發揮中國作爲全球最大資源進口國的買方優勢，在鐵礦石、原油、天然氣等大宗商品進口中加大人民幣計價結算的推進力度。
其二，繼續深耕“一帶一路”和東盟等重點區域。人民幣在中國和東盟的結算量已勁增35%，佔區域貿易比例的28%。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項目從美元融資轉向人民幣融資，這一趨勢應通過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貨幣互換安排進一步鞏固和擴大。
其三，進一步發揮央企產業鏈“鏈主”優勢。支持央企搭建人民幣國際化生態體系，推動上下游企業協同使用人民幣，將人民幣提升爲核心司庫貨幣。產業鏈的龍頭效應可以帶動整個供應鏈的本幣化進程。
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多層機制
在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必須築牢風險防線。
第一，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升級。央行已明確提出“逐步拓展宏觀審慎政策覆蓋範圍，前瞻性研判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應將跨境資本流動、離岸人民幣市場、匯率大幅波動等納入統一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創新豐富政策工具箱。
第二，離岸與在岸的防火牆設計。在資本項目漸進開放的過渡期內，應保持必要的防火牆機制，防範離岸市場波動對在岸市場的過度傳導。但同時應不斷優化“連接通道”，避免防火牆過厚阻礙正常的資本流動。
第三，匯率彈性與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有助於吸收外部衝擊、緩解資本流動壓力。2025年人民幣匯率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穩中有升，全年升值4.43%，表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機制正趨於成熟。
第四，信用風險的跨境治理。建立和完善境外人民幣資產的信用評級體系、信息披露制度和違約處置機制，從根本上築牢人民幣國際化的信用防線。
展望：2030年，人民幣有望成爲全球第三大儲備貨幣
從永樂通寶到數字人民幣，從鄭和船隊到“一帶一路”，中國貨幣對外流通的歷史已有600餘年。六百年前，永樂通寶之所以成爲國際貿易硬通貨，靠的不是武力擴張和制度強迫，而是強大經濟實力和活躍貿易往來支撐下的自然選擇。今天的人民幣國際化，同樣需要以實體經濟爲基、以制度型開放爲徑、以信用建設爲錨，走出一條穩健而自信的道路。
站在2026年的歷史節點，筆者依然堅持最初的判斷：當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佳戰略窗口期。若能在美元信用危機的關鍵窗口期內，穩步推進上述攻堅計劃，到2030年人民幣有望躍居全球第三大儲備貨幣，真正成爲與中國經濟實力匹配、並被全球認可的“金融新錨”。而這，不僅是金融強國建設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國作爲負責任大國，爲全球提供多元穩定貨幣公共品的應有擔當。
六百年前，“永樂通寶”隨商船遠航，成爲南洋、西洋諸國信賴的流通媒介，那是經濟繁榮的自然外溢，也是開放國策的必然產物。今天的人民幣，承載着中國經濟的體量與活力，所需要的不只是規模擴張，更是制度信任的構建和信用體系的夯實。歷史從不許諾任何國家的貨幣天然擁有國際地位，但它總會回報那些順勢而爲、勇於改革開放的經濟體。窗口已開，唯有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