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引发能源震荡，各国重新审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 2020年代的第三次能源危机引发了对供应脆弱性的重新审视
- 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普及使中国受油价冲击相对较小
- 日本、欧洲和台湾的政客寻求重启核能
- 欧盟议员称，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可能导致对中国的新的依赖
路透3月18日 - 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促使全球决策者重新思考如何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长期依赖，相关方案包括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加战略储备和国内产量，以及实现海外供应来源的多元化。
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发动袭击后，伊朗关闭了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这是2020年以来第三次因国际能源冲击，迫使各国政府正视高度依赖大量石油自由流动来驱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在近年来减缓气候变化的持续努力遭遇阻力之后，这场危机也进一步强化了化石燃料时代必须终结的观点。
“能源安全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就在几周前，市场还把海湾地区的资源视为理所当然。但今后情况将不再如此，”美国咨询公司McLarty Associates的高级董事总经理Geoffrey Pyatt表示。
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家和地区如今不得不重新审视能源战略：欧洲在关闭核电站数十年后，上周公布了针对核能的新一轮财政担保。其他主要进口国则计划从更广泛的供应商处采购燃料，以对冲风险。
在一篇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受阻的文章中，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个部门在战争爆发首日表示，中国应加快可再生能源转型，同时扩大应急储备，并从更多替代供应商处获取能源。
北京对话的高级研究员王晋对路透表示：“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政府都将重新审视其能源供应链和生产体系，或许会更加关注核能和清洁能源。”中国已是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先提供者。
在短期内，主要消费国已决定协调释放创纪录规模的应急储备，同时各国政府，尤其是亚洲国家呼吁消费者节约能源。
亚洲的高度依赖
亚洲绝大多数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均来自中东，是受伊朗冲突引发的油价上涨和实物供应中断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量的减少导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炼油厂减产，日本和台湾的石化企业也削减了对客户的供应。
这一问题使某些地方重新支持核能，将其作为减少该地区对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发电依赖的一种方式。
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3月11日表示，台湾正考虑重启去年5月关闭的最后一座核电站。台湾约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来自卡塔尔，而卡塔尔的产量已因战事受到影响。
东京方面此前已在讨论重启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来停运的核反应堆，以降低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政界人士呼吁首相高市早苗采取更多措施提振该行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伊朗原油买家。中石化已将其国内炼油厂的加工量削减了10%。北京方面还禁止了燃料出口，以避免国内出现短缺。
不过，得益于充足的应急石油储备和较高的电气化率，中国相对而言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目前，电动汽车占其国内新车销量的半数以上，且电网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超过50%。相比之下，美国电动汽车在新车市场中的占比不足10%，而可再生能源约占全国发电量的四分之一。
北京对话的王晋表示，中国将伊朗危机视为开辟新的合作渠道的契机，并称北京方面寻求与所有产油国建立友好、稳定的能源关系。
中国外交部拒绝置评，国家发改委也未回应置评请求。
日本、台湾、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及企业高管表示，他们也计划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并在现货市场采购液化天然气，而非依赖来自中东的长期合同。
“战略失误”
与此同时，自战争爆发以来，欧盟的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已上升60亿欧元，给欧洲大陆的电价带来了巨大的上行压力。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月10日的讲话中表示，“完全依赖昂贵且波动剧烈的化石燃料进口”使欧洲在结构上处于劣势。她同时提出一项新计划，为私人资金投资创新型核能技术提供2亿欧元的担保。冯德莱恩称，在过去25年中削减核能在欧洲整体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是一次战略失误”。
俄罗斯获得的意外好处
鉴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且从中东进口的份额仅占很小一部分，因此美国对国内供应短缺的担忧较少。但在开展战争的同时，美国政府正高度关注如何抑制全球能源价格。
在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消费者物价通胀已成为特朗普总统及其共和党人的主要软肋。
作为应对通胀努力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已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他国家购买更多俄罗斯石油，这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华盛顿此前试图削弱莫斯科能源收入、以限制其资助乌克兰战争的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欧盟和亚洲进口国因冲突爆发以来供应中断而陷入困境，伊朗危机也可能促使西方重新评估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制裁。
欧盟雄心勃勃的绿色能源计划最终或许能降低其受诸如伊朗战争引发的此类供应中断影响的风险。但欧洲议会议员Bart Groothuis指出，但欧洲也可能因此对中国形成新的依赖。
“我们将不再受制于普京及其天然气，也不再受制于中东的地缘政治动荡，”Groothuis表示，“但通过完全依赖中国的硬件和软件，我们在能源基础设施内部制造了新的依赖关系和新的问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