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視野】連平：加快建設＂強大的金融機構＂

連平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

本文發表在2026年陸家嘴金融論壇會刊上

作爲“十五五”時期的戰略任務，建設“強大的金融機構”對於金融強國建設、現代金融體系構建和完善、人民幣國際化、更爲有效地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支持我國經濟更好地獲取“全球化紅利”、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資金融機構“大而不強”

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建設“強大的金融機構”。根據權威論述，“強大的金融機構”的核心內涵主要包括：門類齊全，即擁有金融體系所涉及的主要行業機構，包括銀行、證券、投資銀行、基金公司、信託公司、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租賃公司等，覆蓋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大領域的各類機構；運營效率高，即是有較高科技和信息水平的業務系統；管理體系先進，決策機制靈活，業務流程便捷，盈利能力較強；抗風險能力強，即有成熟的、覆蓋廣的、運行有效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全球經營能力強大，即在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均有機構佈局，在銀行、證券、保險，外匯以及信託等業務上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

對標國際一流金融機構，目前中資金融機構“大而不強”。所謂“大”，是指資本、資產、客戶、分支機構等規模龐大，但主要在境內。所謂“不強”，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首先是業務創新能力偏弱，產品和服務的提升步伐緩慢，業務結構相對簡單和傳統。其次是國際化經營水平較低，國際業務佔比較小。2025年末我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僅約1.98萬億美元，佔中資銀行總資產的2.97%，即便考慮了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該佔比仍然不高於3%，其中，中國銀行的境外資產佔比最高，約爲22%，其他銀行則多數遠低於10%。而美國、歐元區、英國銀行業的境外資產佔比則分別超過12%、25%、35%，其中渣打銀行、花旗銀行的境外資產佔比更是70%以上。再次是跨行業的綜合經營能力不足，一些大型機構雖有一批跨行業的子公司，但經營水平不高，相互合作和支持有限。再其次是盈利能力偏弱。2024～2025年，我國大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回報率（ROE）爲8.5%～9.8%，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爲10.9%～11.7%，歐洲大型金融機構爲9.2%～14.6%，加拿大大型金融機構最高爲13.5%；同期，資產回報率（ROA）美國爲0.98%～1.05%，歐洲0.51%～0.8%，中資機構行業平均爲0.76%；同期淨息差美國爲2.49%，中資爲1.53%。在盈利手段相對有限、息差持續收窄和不良資產壓力增加的條件下，銀行業盈利水平下行壓力增大。最後是除銀行業規模很大和保險業相對較大外，證券、保險、信託和基金等機構在規模、業務創新、風險管控、盈利水平等各方面與國際金融機構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金融強國建設分析框架和參照系的基本邏輯是國際比較。如果中國的金融機構只是與自己的過去比，是不可能最終建設成爲強大的金融機構的。因此，全球佈局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在金融機構由大到強的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導向意義。金融機構全球佈局能力強了，尤其是國際競爭力強了，才能稱得上是“強大的金融機構”。中資金融機構要實現這一目標依然任重而道遠。

二、建設強大金融機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發展，作爲一個大國，我國正在從貿易大國開始走向對外投資快速發展的時期，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規律。儘管外部環境複雜，風雲變幻，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增大，但在科技革命、產業升級、人才紅利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和支持下，中資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是不可扭轉的趨勢。因此必然需要金融機構伴隨企業提供有效的服務。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商業銀行迅速在全球佈局，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日本的商業銀行也是這樣做的。主要金融機構在全球佈局的主要出發點就在於爲本國企業跨國投資提供跨國金融服務，中資金融機構同樣肩負這一使命。

爲了服務好“走出去”的企業，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金融機構通常需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根據境內主要客戶在海外投資的方向和程度進行相匹配的機構佈局，如“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是重點區域；與當地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保持良好的關係，把握政策變化，及時爲境內“走出去”企業提供有效的金融和非金融服務；深入地調研所在國金融市場，結合“走出去”客戶需求，提供適銷對路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持續觀測和分析當地金融市場發展變化，及時管控金融風險，幫助本國企業客戶和個人客戶防控相關風險。

不可否認，當今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大幅上升，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是有風險的。當今世界具有兩大風險根源：美國赤裸裸的霸權霸凌行爲和此起彼伏的地緣政治博弈，中資金融機構全球化經營面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美國霸權行爲導致全球貿易秩序全面崩塌，貿易戰、關稅戰四起，國際貿易增長受挫，甚至引爆地緣熱戰，各國經濟發展環境變差，中資企業在當地經營的風險陡然增大。隨着地緣政治博弈程度加深，尤其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遭受戰火或受其影響，導致中資金融機構服務的本地企業經營遭遇挫折，中資銀行面臨嚴重的資產損失風險，需要及時採取資產保全舉措。近期，美以伊衝突不斷升級，多家中資銀行緊急收縮對中東地區的債務風險敞口，限制或暫停發放貸款，並轉賣了部分銀團貸款類資產，減持了部分中東主權債券。相類似的狀況未來可能還會在中東、拉美和非洲發生。部分國家政權更替導致政策轉變，中資企業投資項目遭到人爲破壞，中資銀行信貸相應面臨信用風險。

當前，儘管逆全球化潮流來勢洶洶，但作爲國際經濟發展規律，全球化紅利依然存在，中資金融機構全球化經營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一是中資企業“走出去”具有持續增長和綜合性的金融服務需求。隨着中資企業海外購併、本地經營、全球供應鏈整合升級，其金融需求已從常規的業務發展爲銀團貸款、全球資金管理、匯率避險、跨境併購融資、境外發債等綜合性服務。二是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人民幣已穩居中國對外收支的第一大支付結算貨幣。一些國家正在大宗商品貿易中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進行支付結算，投資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國際資本規模也在逐步擴大，人民幣已爲越來越多國家的外匯儲備所持有，爲中資銀行帶來了持續增長的業務空間。三是制度型開放帶來政策紅利。制度型開放的核心是與國際高標準規則對接，包括境內離岸金融制度構建，自貿賬戶體系升級，監管環境優化等。這將爲中資銀行帶來系統性競爭優勢。四是全球資本呈現“東移”戰略動向。在全球經濟大變局、大分化和大重組背景之下，國際資本正在重新評估新興市場資產，普遍看好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經濟。近期，中國香港私人銀行資產激增、中東主權基金加速佈局港股IPO、成交量顯著放大等，似可作爲證明。這將爲中資金融機構帶來跨境資產配置和提供相關服務的新空間。五是新興市場的多元化佈局機遇。伴隨着我國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對外經營投資活動正在從傳統歐美市場向“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東盟、中東、中亞、北非、拉美等新興市場拓展。這些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和貿易往來活躍，爲中資金融機構在項目融資、銀團貸款、供應鏈金融等領域提供了巨大的成長空間。

三、中資金融機構強大需要實現三個突破和建設六項能力

從中國經濟金融的規模看，國內金融機構應該有能力和有條件實現從“重要的參與者”到“主導者”之跨越。首先需要突破的瓶頸是人民幣國際化達到較高水平。人民幣業務是中資金融機構的主體業務，也是其業務優勢所在。人民幣若成爲全球主要的國際貨幣之一，中資金融機構的優勢就能夠較好地發揮出來。其次需要突破的是實現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可兌換。人民幣只有在境內和境外均實現了可兌換，纔有可能在全球被廣泛地持有和便利使用。在沒有完全實現可兌換的情況下，人民幣在全球配置資產和便捷進行投資交易仍然存在諸多不便甚至障礙，中資金融機構的本幣優勢會受到抑制，難以達到與全球規則切實相對接。再者需要突破的是中資金融機構國際經營能力的大幅提升，包括國際業務創新能力、綜合經營能力、盈利能力、風險管控能力，以及增加高素質專業人才隊伍等。

展望未來，中資金融機構要成爲“強大的金融機構”，迫切需要從組織、服務、產品、風控、科技、人才和品牌等方面加快推進六個核心能力建設。一是組織架構適配能力建設。要打破境內外割裂格局，建立全球一體化管理體系，推行“區域+業務條線”矩陣式管理，壓縮決策鏈條，實現全球資源統一調度。二是產品與服務創新能力建設，從存貸業務爲主向綜合化轉型，打造跨境人民幣結算、全球資金管理、跨境投融資、外匯避險等一體化方案，適配中企“走出去”與外資“引進來”需求。三是風險管理與合規能力建設。需構建覆蓋全市場、全幣種、全業務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強化反洗錢、合規和國別風險評估，切實將合規嵌入業務全流程，提升跨境風險實時監控與處置能力。四是金融科技能力建設。加快科技賦能，搭建全球統一的數字化平臺，推進跨境數字身份認證、電子單證審覈與區塊鏈應用，提升跨境業務效率與客戶體驗。五是國際化人才隊伍建設。加快培養懂國際規則、跨文化溝通、精通跨境業務的複合型人才，建立全球人才選聘、激勵與培養機制，爲全球化運營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撐。六是強化全球品牌建設。通過服務提質和科技賦能，持續提升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市場認可度。

從政策層面來看，亟待完善頂層設計，支持金融機構從制度、監管、市場、保障等方面更好地“走出去”，提高服務中資實體企業的效率和質量。在制度開放方面，穩步推進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對標國際高標準規則，優化負面清單管理；放寬金融機構境外展業准入與業務限制，簡化境外分支機構設立、併購及業務牌照審批流程。在跨境金融便利化方面，擴大自由貿易賬戶功能與應用場景，優化跨境人民幣結算、資金池管理政策，推動優質企業跨境業務電子信息辦理，提升跨境資金流動效率。在監管協同方面，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健全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體系，加強與境外監管機構溝通協作，建立跨境風險聯防聯控機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在市場與基礎設施支持方面，加快上海等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升人民幣資產定價與風險管理中心地位，完善境內離岸人民幣市場、外匯市場與衍生品市場體系建設，爲金融機構全球化提供本土市場支撐。此外，還需完善跨境金融財稅、人才政策，加大對金融機構境外展業的風險補償與激勵，構建“走出去”金融服務保障體系，助力金融機構在全球競爭中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