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釋放的一個關鍵信號是:
2026年將是名義增長的迴歸之年。
報告在短期經濟運行與長期結構性改革之間尋求更加審慎的平衡,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重在打基礎。
實際增長目標四年來首次下調,但就業底線堅守不變。
更重要的是,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改善供求關係,推動價格總水平由負轉正。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實際增長目標設定在4.5%-5%,是四年以來首次下調。這一務實調整符合我們的預期。
報告同時重申了2035年人均GDP較2020年翻一番的遠景目標,這意味着未來十年年均增速約4.2%的底線並未改變。
在十五五開局之年主動爲增長“降檔”,是爲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預留政策空間。
在我們看來,比增長數字更重要的是就業目標。
今年新增就業和失業率目標均未鬆動。
我們曾指出,在當前轉型期,經濟增長和就業市場可能會出現階段性脫節的現象,即所謂“無就業式增長”。
比如,以人工智能爲代表的技術浪潮有機會對服務業就業帶來一定的影響——我們此前測算,中國約9.6%的崗位面臨AI衝擊風險。
疊加今年創紀錄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就業的結構性壓力空前凸顯。在此背景下,守住就業底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報告的另一個關鍵信號是“再通脹”。
今年明確提出要“推動價格總水平從負轉正”,併力求“消費價格溫和回升”。這是決策層對當前物價下行壓力的清晰回應。
根據我們測算,預算報告隱含的名義增速略超5%,高於實際增長目標,這意味着GDP平減指數需要實現正增長。
如能實現這一目標,將顯著改善工業企業利潤和市場信心。
繼去年我們判斷2025年是“中國敘事轉折之年”,今年我們認爲2026年是“中國名義增長迴歸之年”。
這一判斷包含兩個層面涵義。在實際增長層面,我們預測全年增速可達4.7%,處於官方目標區間。
支撐該預測的主要因素包括:新經濟的貢獻日益凸顯,並已具備宏觀意義,或已足夠抵消房地產下行壓力;同時,出口仍將提供明顯支撐,而且在我們看來,海外關稅形勢好於預期。
我們測算,美國最高法的關稅裁決可使美對華關稅降低超過10個百分點,而且顯著減少了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關稅差,也打消了市場對轉口貿易關稅的顧慮。
更爲關鍵的是價格層面的修復。
我們預計GDP平減指數今年將走出負區間,驅動名義GDP增速從2025年4%反彈至4.7%左右。
從高頻數據和傳導機制來看,我們判斷PPI將在年中前後實現增長。
上游大宗商品價格的回暖是主要推手,而中東局勢帶來的油價上漲可能會加速這一進程。
在我們看來,宏觀政策的重心正從逆週期調節轉向跨週期調節——短期刺激政策保持克制,但更注重協同,爲中長期調結構和防風險預留空間。
我們測算今年財政擴張力度與去年大體持平,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均維持不變,一般公共預算赤字增加2300億元。
更大的增量來自準財政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額度從5000億元增至8000億元。
二者疊加,總體刺激今年加力超過5000億元,符合務實增長目標,也爲未來留有餘地。
關於貨幣政策,我們測算今年將有約80萬億元居民存款到期,其低息續存或活期化將較明顯地緩解銀行息差壓力,爲降息打開空間。
人民幣重拾升值節奏,外部約束也有緩解。
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表述上的一個微妙變化值得關注:強調要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而非“下降”。
在我們看來,這也是跨週期平衡的體現——利率已在低位,降息空間雖有,但使用會有節制。
我們預期今年降準50個基點、降息10個基點,降準優先級更高、空間更足。
此外,結構性工具將成爲重要抓手,精準支持新質生產力和消費服務業等重點領域,提高政策傳導效率。
雖然財政和貨幣政策各自剋制,但今年宏觀調控更加註重協同性,以期放大政策效果。
最具標誌性是首次設立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組合運用貸款貼息、融資擔保、風險補償等工具,直接降低居民和服務業融資成本,從單一支持轉向“財金聯動”。
財稅改革重回政策視野,成爲夯實財政可持續性的必然選擇。
我們較早提示消費稅改革可能重回政策議程,而如今政策信號已經明確。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調整優化消費稅徵稅範圍、稅率,並推進部分品目徵收環節後移。
這是繼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後的進一步落實。
我們預計,消費稅改革將“三管齊下”,漸進式推進。
第一,徵收環節後移——從生產和進口環節轉向批發和零售環節;
第二,收入重新分配——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分成比例,使其成爲一個主要的地方稅種;
第三,擴大稅基並提高稅率——將更多具有負向外部性的消費品和服務納入徵稅範圍,並適當提高稅率。
此前,政府已取消或停止部分產品出口退稅,上調電信增值稅率,一定程度上是爲財稅改革鋪路。
根據我們分析,消費稅改革可爲地方政府增加超過1.2萬億元收入,同時有助於調整地方激勵機制,從單純擴大生產轉向培育消費。
報告還提出要提高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這是緩解財政壓力的另一抓手。
總之,拓展收入渠道、構建更加可持續的財政體系正是爲中長期發展打牢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