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威爾聯準會八年任期落幕，就業亮眼通膨高，這份成績單該怎麼評？

每一位美聯準會主席都要帶領央行直面時代性的經濟挑戰，而鮑爾任期內繞不開的最大考驗，無疑是新冠疫情的爆發及其引發的連鎖經濟震盪。

這場疫情徹底改寫了美聯準會的貨幣政策軌跡。2020 年之前，美聯準會決策者的核心焦慮是通膨不足，始終致力於將通膨推升至 2% 的年度目標線。但疫情衝擊下全球供應鏈陷入癱瘓，加上美國政府數兆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通膨率一路飆升，迫使美聯準會不得不快速調轉政策方向，透過大幅升息來幫過熱的經濟降溫。

從數據來看，以 PCE 物價指數衡量，鮑爾任內美國平均通膨率達到 3%，不僅高於美聯準會設定的 2% 目標，也超過了葉倫、柏南奇和葛林斯潘幾位前任執掌時期的通膨水準。期間，美聯準會在 2021-2022 年做出的「通膨只是暫時性現象」的判斷，也在事後飽受業界詬病。

即便到了任期最後一年，美聯準會的抗通膨之路依然阻力重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讓通膨頑固地維持在 2% 目標之上，而美國與伊朗的衝突則透過推高能源價格，進一步放大了市場的通膨擔憂。

回顧通膨走勢，2020 年底美國 CPI 通膨率僅約 1%，到 2022 年 6 月卻飆升至 9.1% 的峰值；2026 年初通膨曾短暫回落至接近 2% 的水準，但受伊朗局勢影響，3 月又再度抬頭。

Bankrate 金融分析師 Stephen Kates 指出，鮑爾任內美國通膨長期高企，尤其是 2022 年的快速飆升，主要源於「消費者需求強勁疊加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極度寬鬆」。

他同時提到，「事後回看，美聯準會最初應對通膨的行動確實偏遲緩，但不可否認，一旦開啟緊縮週期，美聯準會就採取了史上最激進的升息節奏之一」。

除了需求端的刺激，供應端的混亂也加劇了通膨壓力。瑞銀（UBS）全球財富管理美洲區資產配置主管 Jason Draho 認為，疫情導致的供應鏈斷裂與失衡是推高通膨的重要因素，而俄烏衝突進一步推高了油價，讓通膨壓力雪上加霜。

美聯準會重點關注的核心 PCE 物價指數（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從 2018 年 2 月的 1.6% 攀升至 2026 年 2 月的約 3%，始終高於 2% 的政策目標。

Draho 表示：「過去兩年各類通膨衝擊接連出現，關稅政策、伊朗局勢等事件都在干擾美聯準會的抗通膨進程，政策制定的難度大幅增加，但整體趨勢仍顯示通膨終將回落，這類突發衝擊更多是一次性的。」

在鮑爾執掌聯準會的最初兩年，美國失業率始終維持在低位區間。然而，2020年4月新冠疫情的爆發打破了這一局面，企業停業、大規模裁員和員工休假潮，將失業率推升至14.8%——這是1948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值。

此後，美國失業率逐步回落，近幾年一直徘徊在4%左右。儘管這一數值仍處於歷史低位，但相較鮑爾上任初期的水平仍有差距。與此同時，美國勞動力參與率持續走低，今年3月在剔除疫情臨時性因素後，已降至197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

鮑爾任期內，美國就業市場接連遭遇多重挑戰，疫情衝擊、移民流入放緩，以及為遏制通膨而實施的高利率政策，都對就業復甦形成了逆風。

從就業恢復速度來看，美國從疫情導致的就業人數歷史性下滑中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僅用了約兩年時間，這比2008年金融危機後長達六年的恢復期快了三倍。

疫情過後，美國曾出現「大辭職潮」，彼時勞動力市場供需緊張，勞動者紛紛主動離職以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但如今這股熱潮已明顯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招聘需求疲軟、雇主用人意願下降，以及員工辭職率持續走低的就業市場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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