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農的退場

2026年初春，一個叫Boris Cherny的程序員坐在紅杉資本的對話現場，拋出一句話，讓整個開發者社區安靜了三秒鐘。

“對我來說，編程已經被解決了。”這不是一個技術極客的個人實驗。

Claude Code這個工具，在全球開發者羣體中迅速攻下半數以上市場份額，GitHub倉庫星標超十二萬。Anthropic的年化收入很快突破四百五十億美元，一級市場估值飆到九千億，徹底壓過了OpenAI。CEO Dario Amodei隨後證實，內部工程主管們幾乎不再寫代碼了，工作變成了審覈和編輯AI的產出，每人產出是此前的兩到三倍。

一屋子手寫代碼的人，聽着一個已經不寫代碼的人，告訴他們寫代碼這件事本身已經結束了。這件事的分量，不在於一家AI公司用AI寫代碼，而在於Anthropic正在用自己的身體，爲整個商業世界跑通一條全新的價值創造路徑。

一個不寫代碼的程序員

Claude Code的誕生，說起來是一樁意外。

2024年底，Boris加入Anthropic內部一個叫Labs的孵化器團隊，沒幾個人，定位是做創新實驗。當時他們發現一個內部叫“產品懸掛”的現象——模型的能力已經到了一定水位，但市面上還沒有產品把這能力釋放出來。最新的編程輔助還停留在IDE裏按Tab補全一行代碼，Boris覺得這太浪費了，索性動手做了一個讓智能體直接寫全部代碼的工具。

前六個月基本沒人用，他自己也只拿它寫百分之十的代碼。真正的拐點在2025年5月Opus 4發佈，產品使用量突然指數級上升，然後是4.5、4.6、4.7，每發一個新模型就再上一個臺階。到了2025年十月左右，臨界點到了——模型可以寫百分之百的代碼。Boris手下整個團隊的代碼都開始由模型生成，包括SQL查詢、前端組件、後端邏輯、基礎設施腳本，智能體之間還能通過Slack直接通信協作。

真要說起來，Boris能這麼幹，有個被很多人忽略的前提——Claude Code的代碼庫本身不復雜，TypeScript加React，屬於模型“見得多了”的技術棧。他自己也承認，那些幾十萬行的遺留代碼庫、冷門語言的項目，現在還沒被攻克。但他說得很平靜：答案就是等下一個模型。

Anthropic拿自家人當試驗田，跑通了一個以前只存在於概念裏的工程範式。Dario Amodei在一月達沃斯放話：AI端到端接管軟件工程師絕大部分甚至全部工作，倒計時只剩六到十二個月。一到五年內，一半初級白領崗位全部消失。

此言一出，程序員們炸了鍋。但這並非Anthropic一家的故事，牌桌上已經有了不止一副同花順。

視線轉向中國，“一人公司”也從概念變成了現實。一個人、幾臺設備、數個AI智能體，就能撐起一家完整運轉的企業，甚至能把產品賣到海外去。

寫字樓裏坐滿兩千人的大廠技術部，和一個窩在公寓裏一邊擼貓一邊調度的超級個體，究竟誰更扛打，這個問題正在變成桌面上最現實的一筆賬。

賬本與護城河

AICoding的商業賬本，遠不止“碼農少招幾個”這麼簡單。

過去要搞一家有競爭力的軟件公司，養一支五臟俱全的技術團隊是入場券。前端、後端、數據、運維、測試，哪怕最小可行產品也需要一支小分隊，直接墊高了啓動資本的門檻。而現在，一個懂架構、有產品sense的工程師，藉助AI能覆蓋過去三到五個人的產能寬度。他不是變快了，而是變成了多面手。

這意味着最小可行團隊的規模在急劇縮小。YC的合夥人們已經公開喊話：AI原生的創業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構建起來，投入更少、膽量更大。Replit這種讓非技術人員直接“用嘴做App”的平臺，九個月內收入從一千萬美元飆到一億，奔着十億美元的年度收入去了。一切都在指向同一個事實：軟件生產這項活動，正在從重資產變成輕資產。

但當代碼本身不再是競爭壁壘——因爲誰都能用模型生成——企業的護城河又該擱在哪兒？

Boris給出的答案很直接：切換成本和流程優勢這兩道傳統護城河，正在被AI迅速瓦解。跨平臺遷移的代碼可以由AI自動重寫，複雜業務流程能被AI復現甚至優化。但網絡效應、規模經濟、獨佔性資源，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強了。

真正值錢的東西，正在從代碼倉庫轉移到一個更隱祕的地方。不是代碼，是決定代碼應該長什麼樣的那套判斷。先行者們開始搭建“業務意圖引擎”，把散落在資深員工腦中的、埋藏在過時文檔裏的、沉在無數郵件討論裏的業務知識，提取出來、結構化，和AI編程能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能自我進化的數字化資產。

這纔是在下一個牌桌上的籌碼。

語言的歸位

過去在商業世界裏，有一道古老的鴻溝，橫在“想得到”和“做得出”之間。

搞業務的看見市場機會，腦子裏有活兒，但得先寫成需求文檔，再經產品經理、設計師層層傳遞，最後纔到工程師手裏變成代碼。低代碼平臺喊了這麼多年“賦能業務人員”，但模板用盡的地方，創新也就止步了。

AICoding給的答案是另一條路——讓普通人用自然語言直接操縱邏輯。Anthropic推出的Co-work，面向非技術人羣的智能體應用，幾乎完全由Claude Opus自主開發，耗時一週半。上線一天，各項指標就是同類產品的四倍。

用Boris的話說，未來最好的會計軟件，不是工程師寫的，而是懂領域的會計師。領域知識才是那塊難啃的骨頭，編程已是易事。這話他說得輕巧，但背後的衝擊波遠不止“會計師能寫軟件了”這麼簡單。

當商業語言和技術語言之間的翻譯成本趨近於零，企業內部的創新方式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一個業務優化的想法，過去要在技術部門隊列裏排隊數週，現在想法和驗證之間的時間差被壓縮到喝杯咖啡的光景。

這種變化一旦長進組織基因裏，商業敏捷就不再是諮詢報告裏那句寫爛的口號，而是一個客服主管可能一邊和AI對話，一邊就意外碰撞出一套全新的客戶運營工具。這種不可預期的湧現式創新，恰恰是企業最渴望又最難以系統化培育的東西。

因此有人被抬上風口，有人被風吹落馬，一切都在加速。

尾聲

站在此刻回望，軟件產業走過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早期軟件是稀罕物，價值連城；後來互聯網帶來繁榮，軟件變得觸手可及，但寫軟件的能力依然鎖在少數人的頭腦裏。AICoding時代的真正變化，不在於再度抬高效率或者壓低成本，而在於把這場漫長征程的最後一步走完了——讓創造軟件的能力，回到所有有創造意願的人手裏。

Boris在訪談裏拿十五世紀的印刷機來做類比：印刷術普及之前，歐洲識字率不過一成；普及之後五十年內，書籍產量超過此前千年總和，成本下降百倍，識字率飆升至七成。他說軟件開發正重演這個過程，而且會更快。

印刷機沒有殺滅人類的書寫，只把抄經人的職業生涯重新洗了一遍。AI編程也不會殺死軟件，只是讓軟件從奢侈品變成日用品。當表達商業創意像發短信一樣容易，當驗證一個想法不過一頓午飯的時間，商業世界的主戰場就從“誰能寫出好代碼”變成了“誰更懂業務、更懂人心”。

(文章來源：公衆號退一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