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胜中国第三季度净利润增长13%,上调开店目标
百胜中国第三季度总收入与经营利润实现双位数增长,并上调2026年开店目标,计划年底前总门店数突破20,500家。得益于精简运营与单店投资成本下降,肯德基与必胜客利润率均有所扩大。公司计划未来持续推进门店下沉与新业态拓展,并通过股息和回购积极回报股东。潜在风险包括宏观经济波动、消费需求变化及食品安全等不确定性。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YUMC;香港联交所代码:9987)公布,第三季度经营利润同比增长13%,并在前九个月净增门店数创纪录后上调了其2026年开店目标。这家餐饮运营商目前计划今年净新增超过2,400家门店,并在2026年底前使总门店数突破20,500家。
截至9月30日止的季度,总收入增长8%至34.8亿美元,经营利润从4.00亿美元增至4.51亿美元。经营利润率扩大50个基点至13.0%,实现了连续第10个季度同比扩大。餐厅利润率也扩大了50个基点至17.8%。
外汇变动对报告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剔除汇率影响,收入增长2%,经营利润增长6%。核心经营利润(剔除特殊项目、影响可比性的项目及外汇影响)增长6%至4.23亿美元。剔除股权投资按市值计价及外汇影响后,稀释后每股收益同比增长20%。
在新店贡献的支撑下,不计外汇影响的系统销售额增长了3%。同店销售额为上年同期的97%,而同店交易量则实现连续第15个季度增长。百胜中国将核心利润增长归因于精简运营、有利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必胜客特许经营费用的节省。而高性价比产品、销售负杠杆效应以及外送占比提升带来的更高外送成本抵消了部分增长。
门店扩张提速
百胜中国在本季度净新增692家门店,期末门店总数达到19,989家。前九个月净新增门店数达到创纪录的1,888家,促使公司将全年目标从此前计划上调至2,400家以上。公司继续以到2030年实现超过30,000家门店为目标。
扩张涵盖直营和加盟门店,百胜中国利用更广泛的店型进入较小市场。在过去12个月中,肯德基进入了370多个新城市,经营覆盖超2,800个城市;必胜客则进入了350多个新城市,覆盖超1,300个城市。
前九个月新开门店的平均投资额有所下降,肯德基单店投资额从上一年的130万至140万元人民币降至约110万元人民币。必胜客单店平均投资额从100万至110万元人民币降至约80万元人民币。基于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期间开业的门店,公司预计这两个品牌的平均税前现金回收期约为二至三年。
肯德基与必胜客实现利润增长
肯德基系统销售额增长3%,经营利润增长10%至4.25亿美元。剔除外汇及其他特定调整后,核心经营利润增长4%。经营利润率扩大30个基点至16.3%,餐厅利润率增加10个基点至18.6%。
该品牌在本季度净新增518家门店,使其总数达到14,307家。同店销售额为上年同期的97%:交易量增长3%,但由于小额订单增加以及该品牌吸引大众市场客户,平均客单价下降5%至36元人民币。
必胜客净新增191家门店,季末门店数量达到4,740家。系统销售额增长1%,经营利润攀升29%至7,300万美元。核心经营利润增长21%,经营利润率扩大210个基点至11.0%。餐厅利润率提高190个基点至15.3%。
必胜客的同店销售额同样为上年同期的97%。交易量增长5%,将该品牌的交易量增长纪录延续至连续第15个季度,而平均客单价则下降8%至65元人民币。
百胜中国表示,随着外送平台补贴有所减少,堂食和外带表现环比有所改善。外送仍是主要销售渠道,分别占肯德基销售额的54%和必胜客销售额的53%。数字订单占这两个品牌销售额的94%。
公司还在拓展更新的业态。季末肯悦咖啡(KCOFFEE Cafe)门店数已超4,000家,并按计划将在2027年前超过5,000家。KPRO拥有超过700家门店,目标是在2026年突破850家,2027年突破1,500家。必胜客 Burger Bar 运营门店超300家,目标是在2026年超过500家,2027年超过1,000家。
资本回报与长期目标
百胜中国表示,公司按计划将在2026年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回馈15亿美元。自2027年起,公司的目标是将约100%的自由现金流回馈给母公司,预计2027年和2028年的年均回报金额至少为9亿至10亿美元。这些计划仍取决于市场状况、资本需求及适用批准。
以2025年业绩为基准,管理层维持2026年至2028年的目标,即不计外汇影响的系统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中至高单位数。管理层还预计,在剔除特殊项目和汇率影响后,经营利润和稀释后每股收益将实现两位数的年均复合增长,同时每股自由现金流实现高单位数增长。在此期间,公司的目标是年度同店销售额指数保持在100至102之间。
该前景展望取决于百胜中国执行其发展计划、控制成本以及维持成功产品创新与营销的能力。公司还指出,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状况以及中美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和监管环境的变化均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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