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視野】李迅雷：大城市化加速——誰更具競爭力

李迅雷系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放緩

過去40多年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相伴相隨，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但隨着2011年起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製造業從勞動密集型爲主逐步轉向資本密集型爲主，2013年起製造業就業人口數量出現了下降，同時，我國以農業人口轉移爲主要特徵的城鎮化進程也開始放緩。

2010年，我國新增農民工數量達到1243萬人，成爲歷史峯值。2025年，全國新增農民工比上年僅增加142萬人，增長率進一步下降至0.5%。新增農民工數量的減少，一方面是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持續減少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到工業化達到一定深度後，城鎮第二產業就業機會的減少。

城鎮化進程放緩

來源：WIND，中泰國際

此外還觀察到一個現象是農民工跨省流動比率的不斷下降，東部地區尤爲突出，這似乎也與老齡化率加速相關。2025年農民工的平均年齡達到43.3歲，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比上升至32%。告老還鄉的農民工數量在今後將不斷增加。

2016-25年農民工跨省流動佔比

來源：《2025年全國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中泰國際 

因此，大量農民不再遠距離跨省務工，轉向縣城、市域就近就業，異地大規模跨城轉移規模收縮。2025年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6765萬人，比上年減少75萬人，下降1.1%；省內流動11241萬人，比上年增加210萬人，增長1.9%。

2021年我國城鎮化率突破64%後，近5年年均增幅僅爲0.80%。按此增幅計算，我國城鎮化率將於2028年前後突破70%的理論拐點，進入城鎮化穩定期，城鎮化年均增幅還將持續下降。

爲何城鎮化必然轉向大城市化

從全球各大發達經濟體看，大城市化率水平都非常高，例如，大東京都人口要佔到日本城市人口的30%以上，首爾都市圈（加上仁川和京畿道）要佔韓國總人口的50%以上。而倫敦、巴黎等大城市也分別佔英國和法國城市人口的20%左右。可見，當經濟越發達，服務業的比重上升，人口的集聚度越高。

中國在工業化的早中期，處於供給短缺階段，工業品以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產品爲主，故湧現出大量鄉鎮企業。因此，城鎮化實際上是城市化的早期形態。

正如張五常所說的，過去的工業化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縣域經濟”來推動。但隨着重化工業化鼎盛期的結束，社會化大生產對產業鏈、供應鏈的要求越來越高；隨着產品的升級換代，產學研一體化要求也隨之提高，故大城市的優勢就愈加明顯。

2012年工業就業人口在達到2.32億之後逐年減少，至2024年降至2.13億。2020年以來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相對變化不大，但相比2012年高點已回落1.4%。

我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2012年見頂

 來源：WIND，中泰國際

更重要的變化是，我國服務業對GDP的貢獻不斷加大，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數量也快速上升，而服務業對GDP貢獻大的通常在大城市。從下圖中可以發現，工業（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從2006年以後就開始下降了。

我國第二產業佔比逐年降低

來源：WIND，中泰國際

若把我國東部的八個城市：北京、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寧波、廣州、深圳做個組合（分別是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經濟區域的核心城市），發現其GDP在全國的佔比從2006年的20.3%，一直下行至2011年的18.5%，之後則震盪上行。

爲何2011年以後開始中國東部的核心大城市GDP佔比止跌了呢？2011年確實是中國經濟中的一個重要拐點，如進城農民工數量開始減少的第一年，GDP增速跌破10%的第一年，也是勞動年齡人口見頂的那一年。之後中國重化工時代步入後期，隨着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中國經濟增長更依賴於資本投入。

東部核心八城市的GDP佔比

來源：WIND，中泰國際

因此，中國大城市化加速的主要原因是第二產業的佔比下降，製造業中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佔比上升。當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比例超過30%後，產能利用率不斷下降，如2021年二季度爲78.8%，到今年二季度則降至73.5%；同時，製造業投資也出現了負增長，但從今年上半年的數據看，先進製造業的投資仍在大幅增長，如電子、通訊、計算機等。

此外，由於國際航運業步入上行週期，船舶製造業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造船業也都集中在東部沿海，而且我國造船業的全球訂單佔比在三分之二左右。 

推動大城市GDP佔比提升的更重要的是，我國第三產業的在GDP的中佔比持續上升，如北京和上海的服務對GDP貢獻均超過80%，故第三產業已經成爲大城市的優勢產業。如北京、上海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分別爲5.4%和5.6%，已經從早年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到如今的輕鬆超越。

2021年我國房地產結束了上行週期，全國房價出現了普遍下跌，但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及新一線城市的房價平均跌幅小於三、四、五線城市。今年以來，北京、深圳、上海的二手房交易持續活躍，房價也有企穩跡象。儘管北京連續多年出現人口淨流出，但這只是政策引導的結果，北京人口的“潛在流入量”依然可觀。

因此大城市房價相對堅挺與大城市的人口基本處於淨流入狀態有關。2021年以後，我國總人口首次出現幾百年來的下降走勢。而且，農業轉移人口數量也逐步減少，由於大城市的服務業發達、教育、醫療、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優勢明顯，既適合居住，又能帶來就業機會，所以，我國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已經成爲不可阻擋的趨勢。

透過人口流向——

看我國大城市化的特徵

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看，從2017-2025年，我國的31個省、市、自治區（剔除臺灣省、香港和澳門後）中，只有11個行政區的人口淨流入（剔除自然增長人口）。其中浙江人口的淨流入量超過廣東，位居全國第一。常住人口從2017年的6170萬增加至2025年的6701萬，增幅達到7.6%，同期廣東爲2.1%。

2017-25年各省人口淨流入增速

來源：WIND，中泰國際

廣東省、江蘇省、四川省在龐大的常住人口存量基礎上，同期常住人口淨流入增速維持在1%—2%區間，進一步強化了國內人口向核心區域集聚的發展格局。海南、新疆、重慶、上海、福建、陝西及西藏，雖然常住人口總數相對偏低，但也在近八年間保持了淨流入態勢。河南、湖南、湖北、河北、山東、安徽六個人口大省，則在同期呈現人口淨流出特徵。

然而，如果進一步拆解人口淨流入省份的分佈情況，會發現淨流入的人口大部分都流向省內大城市。以四川爲例，如果剔除成都，則從2017-2025年，四川常住人口淨減少520萬。實際上，作爲全國GDP第二大省江蘇，剔除南京和蘇州，常住人口也是下降的，當然主要是因爲自然增長人口的減少。

大都市圈人口集中度持續提升

來源：WIND，中泰研究所，數據未剔除人口自然增長因素

從上圖中不難發現，即便是中國發達地區，也同樣出現了分化，其中長三角的浙江和廣東省的珠三角是中國各省份中最強的區域。

對於過去8年人口淨流出的省份而言，其省會城市人口大部分都是淨流入的。省會城市如長沙、太原、鄭州、南昌、瀋陽、西寧、長春、蘭州、武漢、呼和浩特等人口都是淨流入，對其所在省份則是人口淨流出。

對發達地區而言，大城市往往能起到增長極的作用，即帶動周邊城市發展；而對於欠發達地區，大城市則具有虹吸效應，即不能帶動周邊城市發展，而且從周邊城市吸走了人力和資本等生產力要素。具有增長極效應的如上海、深圳等；具有虹吸效應的如北京、成都等。

從發達地區看，2017年至2025年的八年中，廣州和深圳常住人口增量佔廣東省全省的一半以上，杭州和寧波人口增量在全省佔比超過了95%，而蘇州和南京、成都的人口增量遠大於全省的人口增長規模。

2025年，江蘇和四川省全省呈現常住人口收縮的環境下，蘇州和南京、成都仍保持人口增長。可以預計，都市圈的人口聚集度還將進一步提升（由於城市數據的出生/死亡數據披露不完全，涉及城市的常住人口統計暫未剔除人口自然增長）。

我國發達省份通常呈現雙子星現象，即一個省通常有兩個經濟體量比較突出的城市，如浙江的杭州與寧波、江蘇的蘇州與南京，廣東的深圳與廣州、山東的青島與濟南等。截至2025年，浙江、江蘇、廣東、四川的主要城市（杭州+寧波、蘇州+南京、深圳+廣州、成都）常住人口已經佔至全省人口的30%左右。今後，這些雙子星城市或單一省會城市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還將不斷提高——這就是所謂的大城市化進程還在加速中。

大都市圈人口集中度持續提升

來源：WIND，中泰國際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即便是特大城市，城市人口占我國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仍不高，最高大約在3%左右，這與我國人口基數龐大有關。從今後看，我國超過2000萬人口的大城市數量將會顯著增加。目前爲四個：重慶、上海、北京、成都，從不久的將來看，廣州、深圳、鄭州、武漢、杭州、西安、蘇州等都有可能成爲2000人口級的超大城市。

從個稅等角度看城市競爭力

衡量一個城市的競爭力，通常有經濟規模和GDP增長率，人均GDP水平、勞動生產率、單位產值耗能、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佔比、創新能力、人才流入量、研發佔GDP比重等，同時設置權重，進行綜合打分。

但這種評價往往會與現實脫節，可能與人們的實際體驗感有差距。筆者喜歡用“四大流”——人口流、貨物流、貨幣流和信息流來衡量一個城市的競爭力。當然，有些時候可能這四大指標可能有量化的難度。

限於本文篇幅，只從個人所得稅角度去揭示一些現象。筆者選擇了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最具競爭力的八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寧波、蘇州、南京、深圳、廣州，因爲2025年這三大經濟區域的GDP之61.24萬億元，佔全國的比重約爲43.7%。

從2006年至2025年，上述八大城市的個人所得稅佔全國的比例從40.5%上升到53.4%，至少說明經濟增長質量提升或高端人口流入增速都超過全球其他城市的水平。當然，其背後是否還與高技術產業發展較快，或金融、房地產等服務業的體量較大有關？

八城市個稅佔全國個稅的比例

來源：WIND，中泰國際

如果按這八個城市的GDP在全國的佔比看，儘管已經從2022年18.7%提升至2025年的19.1%，但仍遠遠落後於個稅的佔比。如何來解釋這一現象呢？首先，反映出我國高淨值人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這三大城市，2025年的個稅規模分別爲2577億元、2085.7億元和1461億元，佔全國個稅收入的37.8%。第四名爲杭州，爲705.3億元，不足深圳的一半。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杭州和寧波的個稅收入均超過南京和蘇州，但浙江的GDP總量全國第四，而江蘇排名第二。而且，2025年浙江的個稅總額爲1651.6億元，江蘇爲1435億元，江蘇落後浙江200多億元，但常住人口超過浙江2000多萬，GDP則超過浙江近5萬億元。

八大城市個稅的各自佔比

來源：WIND，中泰國際

從上述的諸多數據比較看，GDP這一指標在反映經濟質量方面的意義似乎不大，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如浙江儘管GDP排名第四，但對全國人口的吸引力則排名第一，過去8年浙江人口淨增長7.6%，遠超任何一個省份。

從全國範圍看，長三角的江浙滬都非常具有競爭力，包括杭州、寧波和蘇州、南京等城市；安徽稍弱，但合肥在產業基金投資方面可以與杭州、深圳相媲美。蘇州與上海的緊密度要超過杭州和寧波，故蘇州應該是一個競爭力很強的城市。但江蘇的地域和人口均大於浙江，跨越長江南北，故兼容北方和南方文化，而浙江則更偏向于海洋文化。

筆者並沒有對海洋文化有確切的定義，但與浙江文化類似的省份還有福建和廣東，共性是當地人的風險偏好較大，如歷史上大規模出海謀求生路，走南闖北等，故這三個省的海外僑民數量較多，且在國內創業的數量也較多，見拙作《溫州人的“一帶一路”始於計劃經濟時代》。

從資本市場的歷年數據看，全國的交易主要集中在三城（上海、北京、深圳）和三地（浙江、江蘇和剔除深圳後的廣東），其中歷年來股票交易額方面，浙江一直領先於三地，儘管浙江的人口數量和GDP總量均落後於廣東和江蘇。在期貨交易方面，浙江的交易額更是遙遙領先——均可以說明浙江人的風險偏好大於江蘇和廣東。

以上通過人口淨增長率、個稅收入的佔比對比及居民風險偏好等多個角度去評判城市的競爭力。總體來看，全國最具競爭力的地區應該在東部，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最強，京津冀次之。核心城市中的競爭力排序，應該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廣州、蘇州、寧波、南京、合肥，而非通過GDP規模大小來排序。

中西部地區競爭力最強的當屬成都。今後，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口淨流入量仍將繼續增加，這兩個經濟區域與其他經濟區域的差距也將繼續擴大。從個稅分佈看，2025年東部的五省兩市的佔比已經達到65%，接近全國的三分之二。

五省兩市的個稅佔全國地方個稅比例

來源：WIND，中泰國際

儘管區域間的分化難以避免，如中國東部十個省市的GDP已經佔全國的52%（2025年），今後佔比還會上升。但在大城市化進程加速的過程中，中西部各省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或其他核心大城市具備更強的競爭優勢。如下圖顯示中西部製造業強市對周邊人口形成了虹吸效應。

中西部省會對周邊人口的虹吸效應

來源：WIND，中泰國際，數據未剔除人口自然增長因素

我國中西部覆蓋18個省及直轄市，國土面積佔全國70%以上，涵蓋超5億人口，是國家戰略腹地。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正在推動中西部地區形成更強的產業承接能力，以成渝、武漢、鄭州、長沙、西安、合肥爲代表的中西部核心城市，一方面在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裝備製造等產業佈局完整產業鏈，一方面依託龐大本地消費市場改善城市基本條件，形成對內吸引力，吸引周邊人口就近務工。

如今，外出農民工隨着年齡的增大，已經出現告老還鄉、“孔雀西南飛”的現象。

2017年至2025年間，成渝、武漢、鄭州、長沙、西安、合肥常住人口增長均超百萬，成都更是以549萬的人口增量領先。2025年這些城市依舊保持人口正增長，重慶常住人口總數雖有下降，但主要因人口自然因素影響，剔除人口自然增長後，2025年重慶人口淨流入11.5萬人，位居全國省/直轄市第四。

那麼，如何來提高大城市的競爭力呢？合肥應該是一個教科書級的案例。但合肥的“股權財政”模式難以複製。合肥作爲長三角的一個省會城市，其區位優勢不如杭州、南京，更不如蘇州、南通等毗鄰上海的城市。正是基於此，可能也是觸發合肥採取更加進取的方式設立產業引導基金，開展“股權財政”業務。何況它背能北靠中科大，具有一定的專業人才優勢。

但對於大部分大城市而言，股權財政的成功率恐怕不高。尤其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在自身財力不強、人才優勢不明顯、地方債務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股權財政的風險偏大。

目前全國大城市中，股權財政成功率高的也屬少數，如上海、杭州、合肥等。因此，要提高大城市競爭力和吸引力，恐怕還是應該在營商環境的改善及投資於人方面多下功夫。